【原文著者】：〔東漢〕班固
【提要】：
《漢書》，又稱《前漢書》。原書一百卷(篇)，今本一百二十卷(篇)。東漢班固撰。書初成於章帝建初元年(七六)，後班固在政爭中死於獄中，書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分别由其妹班昭以及馬續在和帝時補寫完成。現存版本以北宋景祐本爲最古，二十四史百衲本即影印景祐本。明代較爲流行的有嘉靖南監本、汲古閣本，清代則有武英殿本。一九六二年中華書局點校本，以清王先謙《漢書補注》本爲底本，多方吸取前人的考訂成果，改正了不少文字舛誤，爲現今通行版本。
班固(三二——九二)，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市東)人。其父班彪是東漢著名的儒學大師、史學家，著有《後傳》百餘篇續補《
史記》。班固九歲就能作詩寫賦，十六歲進入洛陽太學，涉獵諸子百家之學。因其才學得到明帝賞識，被召到京師任蘭臺令史，掌管圖書秘籍。不久遷爲郎，典校秘書。和帝時，班固隨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北匈奴，任中護軍，與憲同登燕然山，作銘文刻石記功。由於竇以外戚身份專權，謀叛失敗而自殺，班固被牽連入獄，於和帝永元四年(九二)死於洛陽獄中，年六十一歲。其一生著述除《漢書》外，還因參加章帝時的白虎觀會議，奉命編成《白虎通德論》(亦稱《白虎通義》)。其所著詩文，由後人輯爲《班蘭臺集》。班固的家世及生平事跡載於《
後漢書》卷七十本傳和《漢書》卷一百《叙傳》。
班固是在父親班彪的直接影響下轉向漢史研究的。班彪死後，他依照禮俗從洛陽回鄉居喪，即着手整理父親所著的《後傳》，時年僅二十三歲。四年後，班固開始編寫《漢書》。明帝永平五年(六二)，班固被人控告私改國史，拘入京兆獄中。弟弟班超趕到洛陽上書，爲其辯白。明帝看過班固的史稿後，召其任蘭臺令史。任職期間，班固充分利用皇家
藏書的有利條件，潜精積思，先後化了二十五年時間，到章帝建初七年(八二)基本寫成此書。
《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它沿用《史記》的體例而略有變更，「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改「書」爲「志」，取消「世家」，將漢代勳臣世戚一律編入「傳」中。原書一百篇，分爲「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後人把篇幅過長的内容劃分爲上下卷或上中下卷，遂勒成一百二十卷。其記事上起西漢高祖元年(前二〇六)，下迄王莽地皇四年(二三)，共二百三十年史事。
十二篇帝紀，以編年大事紀的形式，記載從高祖劉邦到平帝的歷年事跡，逐年排列，脈絡可尋。八篇表，前六篇分列王侯、功臣、外戚的世系。《百官公卿表》的内容爲秦漢時期官制的沿革以及西漢公卿大臣的任免黜陟；《古今人表》將漢代以前的歷史人物分爲九等，分别填入表中。十篇志，分别是律曆、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分門别類地叙述從上古到西漢時期的各項政治、禮儀制度以及經濟、文化諸方面的淵流。七十篇傳，絶大部份都是西漢時期的人物傳記，另有《匈奴傳》、《西南夷兩粤朝鮮傳》、《西域傳》等數篇記載漢代邊疆各少數民族歷史沿革的專傳。末篇《叙傳》，是作者自述家世和生平，還逐一説明各篇的主旨，爲後世研究《漢書》的基本史料。
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彪的《後傳》，可供班固參考。班固的記載，「言皆精煉，事其赅密」(
史通》卷一)，删去了《史記》中的「盈辭」。《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以及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爲《史記》所無，而由班固創立。除個别帝紀和人物傳中引用班彪的《後傳》原文外，絶大多數的篇幅都經改寫，增載了許多重要的詔令奏議，從而保存了一批有關西漢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珍貴文獻。所以，後世有人指責班固的《漢書》前半部與《史記》雷同，「專事剽竊」，漢武帝以後的記載「盜竊父書」，都是不正確的。
《漢書》在編纂形式方面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先例。班固爲惠帝立紀，置於呂后之前，肯定了西漢歷史上帝王統治年號的正統性和延續性。他還糾正《史記》中傳記次序間雜的弊病，以時代順序爲主幹，先專傳，次類傳，後邊疆各族傳，並以《王莽傳》居末，開後世贰臣入傳的先例。他對中國邊疆地區少數民族予以充分的重視，詳細記載各民族的歷史沿革，保存了古代各少數民族的珍貴史料，並爲以後諸朝正史中的「少數民族傳」或「外國傳」所取法。因此，自班固以後，所有立爲正史的史書基本上都沿襲了《漢書》的編纂方法。
《漢書》的另一突出貢獻在於它的「十志」。通過對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詳盡記載，爲後人留下豐富的漢代典章制度史料，擴大了歷史研究的範圍。《食貨志》稱得上是一部西漢社會生産力以及經濟制度的發展史。《溝洫志》系統地叙述了秦漢時各地較大規模的水利建設。《禮樂志》、《刑法志》和《百官公卿表》反映了中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下的政治、法律制度，並成爲以後各朝政治制度的「藍本」。《地理志》是我國第一部以疆域政區爲主體的地理著作，它採擷舊聞，追溯淵流，不僅記載西漢的政區地理，而且對各地區的經濟、文化、社會習俗以及海外交通都作了詳盡的介紹，成爲後世正史中必設地理志的濫觴。《藝文志》録自劉歆的《七略》，它辨别了古代學術思想的源流派别以及各派的是非得失，從文化史的角度保存了一批珍貴的史料，同時，也開創了目録學進入正史的先例。在《五行志》、《天文志》、《律曆志》等志中，剔除其迷信成份，可找到許多反映古代自然科學的寶貴記載。因此，後世正史中的志，大體上都依據《漢書》的十志而略作增減，從而系統地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典章制度史料。
班固在《漢書》中對歷史人物的評价，大致上持比較客觀公允的態度，有褒有貶，不絶對化。如描寫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既贊揚其智謀膽識，也不諱其一生好大喜功，不惜「海内虚耗，户口減半」，連年發動戰爭，給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書中對人民疾苦的記載，表明班固主張社會的安定和民衆的安居樂業。班固提出「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的觀點，至今仍有進步意義。當然，生活在讖緯盛行約東漢王朝，班固在書中寫入諸如陰陽五行、王權神授、天人感應以及其他迷信説教的内容，是不足爲怪的。
儘管《漢書》條理井然，語句通暢，但由於班固喜用古字古訓，人們閲讀遂感艱難。從東漢末年至唐以前前就先後出現過二十三家注釋《漢書》，重點都在解釋音義。唐代顔師古廣攬前人成果，兼收並蓄，糾謬補闕，匯成集注，成爲注釋《漢書》的權威之作。清末王先謙所作的《漢書補注》，徵引顔氏以後的注家著作達四十餘種，兼採各家所長，詳於考證，成爲公認的最好注本。現今人們閲讀《漢書》，一般都須借助於顔、王二家的注釋。對《漢書》的校訂考證，清代以錢大昕《漢書辨疑》、王念孫《讀漢書雜誌》用力最勤。近入楊樹達的《漢書管窺》，對王念孫的校勘和王先謙的補注所遺舛誤多有糾正。陳直的《漢書新證》，則直接將書中的内容與各種文物資料相印證，從一個全新的角度重加考訂，令人耳目一新。今人吳恂《漢書注商》一書，對歷代《漢書》注釋加以探討，在訓詁音韻方面多有發明駁正，頗見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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