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著者】：〔西漢〕司馬遷
【提要】：
《史記》，原稱《太史公書》。一百三十卷，或稱一百三十篇。西漢司馬遷撰。書約成於漢武帝征和二年(前九一)前後。現存最早的版本是南宋紹熙年間黄善夫刻本，二十四史百衲本即商務印書館影印黄氏刻本。明代有嘉靖南監本、萬曆北監本和毛氏汲古閣本。清代以武英殿本最爲通行。清末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刊行《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由張文虎據錢泰吉的校本以及其他刻本重加考訂，爲當時較好版本。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標點本，由顧頡剛等以金陵書局本爲底本，參照武英殿本的格式以及其他版本，詳加校定，分段標點，爲目前流行版本。
司馬遷(約前一四五——約前九〇)，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縣)人。父司馬談爲西漢太史令，通曉天文地理，有意撰史而未果。司馬遷幼年隨父至長安，誦讀經史諸子書，博學多才。及長，精於天文、律曆、地理，擅長辭賦、散文，並知醫學、占卜。二十歲開始出遊，涉歷名山大川，搜集遺文佚事，考察民俗風情。武帝元封三年(前一〇八)，司馬遷繼任太史令，遂綴集史料，着手撰《史記》。天漢三年(前九八)，因替李陵降於匈奴之事辯護而下獄，自請處宮刑，免死。出獄後任中書令，忍辱發憤，繼續撰史。其一生著述即以《史記》傳世。生平事跡詳載《史記·太史公自序》和《
漢書》卷六十二本傳。司馬遷撰《史記》，前後約十五年時間。他去世後，《史記》藏於家，至漢宣帝時，始由其外孫楊惲公佈。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五十二萬六千餘字。其記事上起傳説中的黄帝，下至西漢武帝太初年間(前一〇四——前一〇一)，共約三千年史事。漢以前的歷史寫得比較簡略，漢以後的當代史較爲詳細，基本上是司馬遷自己的創作。此書計「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由於後世的散佚，今本《史記》雖然也是一百三十篇，但少數篇章不是司馬遷的手筆，如《三王世家》、《外戚世家》、《龜策列傳》、《日者列傳》等係西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所補寫，書中凡有「褚先生曰」的文字就是他的補作。另外，《武帝本紀》全篇從《封禪書》裏截取，全書還有後人補綴的其他文字。利用《史記》的材料，需明瞭這一情况。
「本紀」的内容，包括歷代帝王的世系和國家大事，以事繫年，屬於全國的編年大事記，也是全書的綱領。前五篇分别記述傳説中的五帝，以及夏、商、周和秦國前期歷史；後七篇記載秦始皇和漢高祖劉邦至漢武帝時期的逐年大事。通過《秦始皇本紀》保留下來的原始而又系統的史料，後人得以瞭解秦如何削平六國，統一全國政令，推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把項羽和呂后都列入「本紀」。項羽雖然没有登上皇帝寶座，但他是推翻秦王朝的各支起義力量的實際領導者，「楚漢相爭」時的政治中心人物。呂雉是在劉邦死後以太后身份執掌實權，發號施令，惠帝劉盈不過徒有虚名。因此，司馬遷的處理體現了尊重歷史事實，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卓識。
「表」，前三篇記述夏、商、周、三代以及西周時諸侯，直到
春秋、戰國時的重大歷史事件，年代久遠而無法詳細考證的則作世表，有確切紀年的依年代次序分國臚列史實而作年表。後七篇主要譜列秦、漢史事，如《楚漢之際月表》按月將陳涉起兵、項羽敗秦、劉邦滅項羽、漢朝建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逐一排列記載。其餘各表，或以年爲經，以國爲緯；或以國爲經，以年爲緯；或以年爲經，以職官爲緯，次序井然，頗易查檢。後人有謂「表」記事過於簡略，不太重視其作用。其實，十篇表内容詳近略遠，以簡馭繁，頭緒分明，前後相次，免於繁冗，亦可補充一些史實，起到了其他部份所不能代替的作用。表中譜列的諸侯王、將相名臣、三公九卿的廢立、傳代、繼承等事件，有利於後人參照其他材料作系統研究或比較研究。
「書」是很重要的部份，對經濟、文化以及典章制度作了專門論述。八篇「書」中，《禮書》、《樂書》分别論述了禮儀和音樂的社會作用。《律書》論音律，古代師出以律，故後人認爲該篇即是《兵書》。《曆書》、《天官書》專記曆法和古代天文知識。《封禪書》以較長的篇幅記録歷代帝王祭祀天地諸神和名山大川，並對漢武帝祭祀活動有所諷刺。《河渠書》詳載古代主要水利工程。《平準書》是武帝以前的西漢經濟專篇，既概述漢初經濟恢復和發展的全過程，也展示漢朝經濟政策的演變脈絡，如鹽鐵政策、錢幣制度以及征榷制度，均有詳細論述，匯集了漢初經濟狀况的珍貴史料。《平準書》這種專記經濟史的篇章，是司馬遷的創造。
「世家」三十篇，有一半以上記述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興衰存亡的歷史，如吳、齊、魯、燕、晉、楚、越、韓、趙、魏等國，均有專篇記載。有些事件雖不涉及全國範圍，但對某一封國或全國社會生活的某一方面有較大影響的，皆收入書中，故「世家」可以説是一種「國别史」。另外，所記人物均爲影響較大者，如孔子、蕭何、張良、曹參、陳平、周勃等，既記載他們的家世、生平事跡，也保存了一些與當時重大歷史事件和典章制度密切相關的史料。尤其可貴的是司馬遷把陳涉也列入「世家」之中，充份肯定了陳涉在推翻秦朝暴政統治中的歷史功績，認爲「天下之端，自涉發難」，給予陳涉很高的評價，與歷來史家誣其爲「盜」、爲「暴亂之人」的態度大相徑庭。
「列傳」也爲司馬遷首創。七十篇中的絶大多數是人物傳，專記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尤其是秦漢時期活躍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的社會各階層代表。如商鞅、蘇秦、張儀、呂不韋、李斯、韓信、叔孫通、賈誼、晁錯、衛青、霍去病、孟子、荀子、屈原、扁鵲、司馬相如等，都經司馬遷的記載，展示了各自的活動對社會産生的重大影響。當然，單篇的人物傳中，有些史料不免顯得零散，但分門别類加以整理，就可以從中提煉出比較完整的史料，可供研究之用。除了以事繫人，專記一人或數人的專傳、合傳外，「列傳」中還有數篇類傳，每篇都收録若干同類人物而記其行事，集中反映歷史的一個側面。《儒林列傳》記載了儒家代表人物的學術活動和儒家經典的傳授過程。《酷史列傳》集中描寫了郅都、寧成、張湯、王溫舒等人崇尚嚴刑峻法，以酷烈手段馭民的情形。《游俠列傳》專記歷史上「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的俠義之士，反映了這類人物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影響。《佞幸列傳》揭露天子身邊的寵臣、佞臣不惜以吮癰、歌舞等種種手段獲取寵幸地位，最終則身敗名裂。《貨殖列傳》是經濟專篇，在主張强本抑末的西漢社會，司馬遷却爲許多工商業者立傳，宣揚他們的多財善賈、不貴而富，肯定他們的社會作用，同時，也保存了秦漢以前以及當時的各地物産，農業經濟、手工業和商業的原始資料。列傳還有六篇記載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和周邊國家的情况，涉及匈奴、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以及大宛，比較系統地反映了各少數民族發展的歷史和亞洲許多國家的古代概况，成爲古代民族史和中外關係史方面的珍貴記録。
《太史公自序》係列傳末篇，也爲全書之殿。司馬遷在該篇中先叙自己的家世和事跡，並説明編著本書的經過和旨意，然後逐一概述各篇的内容，表明了作者的史學見解。這是後世研究《史記》和司馬遷所不可缺少的原始史料。
《史記》問世以前，中國的史書以《春秋》、《
左傳》等編年體例傳世，亦有以地域分類的國别史《
國語》等，而《禹本紀》、《周譜》、《禮經》、《世家》等已失傳的史著分别爲本紀、表、書、世家的範本。司馬遷吸收並發展前人的成果，集先秦史學之大成，突破了按年月記事的編年體界限，創立了以記人物的本紀和列傳爲中心的紀傳體，融合表、書、世家，將五種史書體例匯集一書，使之互相配合，互相補充，各盡其用。紀傳體史書的新體系，記載社會各方面的内容，包括政治、軍事、思想文化、經濟、民族以及中外關係等，從不同的角度顯示社會的基本狀况，容量極大，既提綱絜領，又包羅宏富，表明作者在史書體裁方面的綜合創造。正因爲紀傳體以人物爲記事主體，而人物又以帝王爲中心，與中國傳統的的封建等級制以及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相適應，所以成爲歷朝作史的範式。自《漢書》起，各朝官修史書，凡列入二十四史的，都以紀傳體爲唯一體例。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司馬遷對寫作《史記》的目的所作的自我評價，事實上也是對《史記》一書的客觀評價。通過對自然現象的分析和對陰陽五行説的批判，司馬遷闡述了天道、人事及其相互關係，明確主張人事在歷史上的作用，表明了進步的自然觀，揭露了社會政治的黑暗面，譏諷了統治者崇尚迷信的愚妄。在内容編排上，他按歷史發展階段來處理，略古詳今，注意考察歷史的變化，見盛觀衰，以敏鋭的目光指出當時社會的危機，並着意探求歷史發展的規律，體現出進步的歷史觀點。在全書各篇中，作者還以「太史公曰」形式，發表自己對於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論以及對一些史實的補充。因此，後世史家稱譽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漢書·司馬遷傳》)
司馬遷寫成《史記》，還與他十分注重實地調查，廣泛接觸社會有關。他年輕時遊歷旅行以後，或奉使出差，或扈從皇帝出巡，所經之地，西南至巴蜀以南的邛、笮、昆明，西至空桐，北抵涿鹿、九原，東至大海，幾乎全國各地都留下了司馬遷的足跡。他遊覽各山大川，考察地理形勢和歷史古跡，注意風土人情和社會狀况，並耳聞目睹了不少秦漢人物的事跡。如戰國時魏國首都大梁有座「夷門」，經作者實地調查，得知就是該城東門。又如韓信尚爲布衣時，雖貧窮無力葬母，却仍覓寬敞高地，令其旁可置萬冢，作者曾去其母墳冢踏勘，事實的確如此。他寫郭解時，在《游俠列傳》的論贊中説：「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可知他親見過其人。對歷史事件所發生的地理位置，司馬遷也力求準確。清顧炎武《
日知録》謂：「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惟太史公序之如指掌。……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這種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經過實地考察得來的材料，格外生動、可靠，使《史記》一書不僅内容豐富，而且記事翔實，具有極高的傳信價值，爲後世史家視爲典範。
司馬遷修《史記》，不僅尊重歷史事實，秉筆直書，而且還注意語言文字的錘煉，文句優美。他採用當時流行的口頭語來代替艱深的古文字，行文淺易近人。他描寫歷史人物，善於通過叙述細微情節來刻畫人物的本質特徵。窮奢極欲的秦始皇，叱咤風雲的項羽，好大喜功的漢武帝，居功自傲的韓信，驕横自恣的田蚡，小心謹慎的蕭何，面諛得勢的叔孫通，謙恭下士的信陵君，智勇雙全的藺相如等等，在他筆下顯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他不僅塑造了發號施令的帝王將相、貴族官僚，而且還刻畫了社會其他階層的代表人物，策士説客、文人學者、刺客游俠、隱逸豪强、醫卜星相、俳優侏儒，都在《史記》中佔有一席之地。由於司馬遷的生動描述，《史記》不僅是一部歷史「實録」，同時也是一部膾炙人口的傳記文學。他把叙事、抒情、説理的不同文體有機地綜合起來，達到思想上、藝術上的高度統一，爲後代文史學家提供了範例。
《史記》傳佈後，補撰、注釋、評論者代不乏人。東漢衛宏首先指出《史記》有缺，班固亦謂「十篇缺，有録無書。」(《漢書·司馬遷傳》)三國魏張晏進而指出所缺篇目爲《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漢書·司馬遷傳》顔師古注)。自西漢褚少孫開補續先例，以後劉向、劉歆、馮商等十餘人均作過增補。故原作與補撰之文多有混淆，今已分辨不易。有關《史記》注釋之作，以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最著名，後世習稱爲《史記》三家注。《史記集解》博採經史諸書，廣引前人舊説，着力於釋義；《史記索隱》收録各種舊注，音義並釋；《史記正義》長於地理，且極詳備，爲當時注《史記》集大成之作。另有日本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爲國外研究《史記》頗具代表性的著作。
對本書的校補考訂以清人最爲典型，錢大昕、王念孫有精辟論述，分别載於《
廿二史考異》和《讀書雜誌》。此外，梁玉繩《史記志疑》、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劄記》、郭嵩燾《史記扎記》、張式卿(森楷)《史記新校注》(二百六十二卷)，以及近人崔適《史記探源》、魯實先《史記會注考證駁義》、余嘉錫《太史公書亡篇考》、朱東潤《史記考索》、李長之《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諸書，或澄本清源，或糾正訛誤，或闡幽發微，對《史記》研究也有貢獻。近人對《史記》部份篇幅作新註的尚有：高平子《史記天官書今註》、黄慶萱《史記儒林列傳疏證》、錢穆《史記地名考》、王小舫與王幼舫《史記舊註平義》等。
今人陳直《史記新證》、勞榦與屈萬里《史記今註》(僅成本紀前七卷)、王叔岷《史記斠證》、楊家駱《史記今釋》等，利用近世考古資料印證、詮釋、考訂《史記》，從較新的角度作了研究。此外，楊燕起等編《史記研究資料索引和論文專著提要》，分「史記研究資料索引」、「史記研究論文提要」、「六十種史記研究專著提要』三部份排列，爲目前搜羅最廣的一部《史記》研究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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