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著者】：〔清〕顧炎武
【提要】：
《日知録》，三十二卷。清初顧炎武著。成書於清康熙初年。有康熙符山堂初刻本、遂初堂刻本、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遂初堂重刊本、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嘉定黄氏西谿草廬重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一九八四年影印本等。
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字寧人，初名絳，江蘇崑山人。明亡後，有復明大志，更名炎武。又曾自署蔣山傭，學者稱曰亭林先生。炎武出生豪紳家庭，自小受家學影響，崇尚實學，博極古今，於羣經諸史、歷代典章制度、河漕兵農、天文輿地、藝文掌故、晉韻訓詁等都有深湛研究。著述多達三十六種，除《日知録》外，主要有《亭林文集》、《
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鄒平縣志》、《德州志》等。
顧氏早年投身抗清復明活動，三十歲以後潜心學問，凡讀書必作筆記，「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録》」(自序)。顧氏生前曾刊八卷，世稱符山堂初刻本。至康熙中，門人潘耒從其家求得手稿，經再三校勘，於閩中刻成三十二卷行世。時爲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是爲遂初堂刻本。由於懼招文字之禍，潘耒在刊刻時作了不少删節。道光年間，黄汝成以遂初堂本爲底本，參以閻若璩、沈彤、錢大昕、楊寧四家校本，匯集九十餘家研究成果，成《日知録集釋》三十二卷，並據原寫本及多家校語，成《刊誤》、《續刊誤》各二卷。顧炎武著《日知録》的目的在於「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遂初堂本自序)。
《日知録》是一部讀書札記性的學術著作。全書不分門類，而列三易、重卦不始文王、天在山中、帝王號、九族、三政、改月、星孛、貴臣貴妄等一千零二十餘條目。但其編次先後，略以類從。大抵卷一至卷七爲論經義，卷八至卷十二爲論政事，卷十三爲論世風，卷十四至卷十五爲論禮制，卷十六至卷十七爲論科舉，卷十八至卷二十一爲論藝文，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爲雜論名義，卷二十五爲論古事真妄，卷二十六爲論史法，卷二十七爲論注書，卷二十八爲論雜事，卷二十九爲論兵和外國事，卷三十爲論天象術數，卷三十一爲論地理，卷三十二爲雜考證。
《日知録》乃顧氏力作，自稱「所著《日知録》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亭林文集》卷三，與友人論門人書)。在經義、政事、世風、禮制、科舉、藝文、古事、史法、天文、輿地等各方面，都有深邃的見解。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最值得注意。
一、提倡治學應求實而明體達用，切忌空談心性。作者痛感晚明文人空言誤國，稱之「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日知録》卷七)，對空談心性的學風進行了批評。
二、倡導學術研究要經世致用，學問文章當有益天下。他説：「文之不可絶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日知録》卷十九)。
三、用歷史眼光認識社會風俗在不斷發展變化。作者研究了周末風俗兩漢風俗、宋世風俗，以此强調「清議」的重要性，提出了「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的見解。同時，他還針對道德敗壞的世風，以移風易俗爲己任，提出了「行己有恥」的做人準則。
四、指出歷史學的任務在於疏通源流，考記謬誤，認爲今史學廢絶，又甚唐時。若能依此法舉之，十年間，可得通達政體之士，未必無益於國家。其治史方法，主要有：(一)實地調查，向社會諮詢；(二)廣求證據，佐證己説；(三)重視存疑，不盲從前説，也不妄下結論。
五、認爲從事史書編纂，既要掌握豐富的史料，又必須懂得《
春秋》筆法。作者以人之志狀爲例，指出編寫史書要認真辨别真僞。他説：「志狀在文章家，爲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爲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爲人作志，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牴牾不合」(《日知録》卷十九)。並强調史書撰寫，要秉筆直書，反對任意曲筆和任情褒貶，甚贊孔子《春秋》「多聞闕疑」之法。
六、在史評上，他認爲史書應繁簡適中。其繁簡，應順其自然，該詳則詳，該略則略。無論詳略，其表達形式皆須取决於内容。在評價正史時，他指出表志獨特作用：「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略，書以記制度沿革之大端」。紀傳體史書，志、表缺一不可，「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跡或反遺漏而不舉」(《日知録》卷二十六)。
七、力矯明末空疏浮華的學風，而開創清代考據學之風。類炎武認爲，研究事物的發生、發展要從原始資料着手，不可依靠第二手資料。材料的收集、整理、鑑别和考訂，則須窮源竟妄，融會貫通。論據不僅要有本證，而且應有旁證。近人梁啓超曾指出其所作考證，「論一事必舉證，尤不以孤證自足，必取之甚博，證備然後自表其所信」(《清代學術概論》)。如炎武在卷二十《古人不以甲子名歲》中，文雖不長，却參考了三十餘種書，列證六十餘條，旁證十餘條。
《日知録》是一部内容豐富、考證精審的史學著作，對社會歷史、學術研究的見解十分精闢，影響深遠，顯示了作者學問的博大精深。清閻若璩《潜印札記》稱其爲「上下五百年，縱横一萬里」的史家之一。
有關《日知録》的研究著作，除清黄汝《日知録集釋》外，尚有李遇孫《日知録續補正》三卷、丁晏《日知録校正》、俞樾《日知録小箋》等。另有黄侃《日知録校記》一卷，係據張繼所得雍正間《日知録》鈔本，校正《集釋》，補正數百處，近萬字，使潘耒所删削的文字得以復原。此外，還有潘承弼《日知録補校》、陳邦賢《日知録集釋述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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