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著者】：〔清〕王夫之
【提要】：
《宋論》，十五卷。清初王夫之撰。爲《船山遺書·史類》中之一種。有《遺書》本和單行本。《遺書》本先出，其版屢絶。清同治初、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廣爲收輯王氏遺作、命劉毓崧、張文虎主校讎，在金陵刻書局刊行《船山遺書》五十六種，二百八十八卷，經史子集四類皆有。後其中史論兩種(《宋論》及《
讀通鑑論》)。因誦習者衆，流傳頗廣，坊間多有翻刻，石印排印，不一而足，然皆自金陵刻本出，遂有單行本。今通行者·《遺書》本有同治本和民國本；單行本有「四部備要」本。金陵本雖校勘頗精，卻仍有重大缺陷，凡觸及當時政治忌諱者，或加改竄，或留空格。能補其不足者，惟民間流傳的若干種鈔本，如衡陽劉氏鈔本，邵陽曾氏鈔本等。
王夫之生平見「
永曆實録」條。
本書是專評兩宋史事之史論著作，體裁、觀點與《讀通鑒論》同，評論對象爲歷史事實而非史識、史德、史才、體例之類。全書十五卷，基本上以帝號爲别，除末卷外，每帝一卷，其篇目依次爲：卷一太祖，卷二太宗，卷三真宗，卷四仁宗，卷五英宗，卷六神宗，卷七哲宗，卷八徽宗，卷九欽宗，卷十高宗，卷十一孝宗，卷十二光宗，卷十三寧宗，卷十四理宗，卷十五度宗、恭帝、端宗、祥興帝。每卷選擇若干歷史事件、歷史人物，進行分析評論，於史實則略而不載。
《宋論》是王夫之史論的代表作之一，與《讀通鑑論》齊名，學者論及往往兩論並提，但就其價值言，顯然遜色於《讀通鑑論》。
與《讀通鑑論》一樣，在《宋論》中，王夫之亦有不少歷史哲學的闡發，如其謂：「極重之勢，其未必輕，輕者反之也易，此勢之然者也。順必然之勢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順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與天爭，久矣。天未然而爭之，其害易見；天將然而猶與之爭，其害難知。爭天以求盈，雖理之所可，而必過乎其數。過乎理之數，則又處於極重之勢而漸以嚮輕。」(卷十)「天方授我，而我不知，力與天爭，而天且去之矣。夫豈有蒼蒼不可問之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勢之順而已矣。」(同上)這裏，王夫之提出了，歷史事變的發展過程是一個必然之「勢」，在「勢」之必然處，也就表現出當然之「理」。歷史之「勢」，是社會運動的客觀過程；歷史之「理」，便是這一過程所表現的規律性。此外，如其説：「時異而勢異，勢異而理亦異」(卷十)；「勢極於不可止，必大反而後能有所定」(卷八)；「順時中權」(卷七)等，均爲其歷史哲學之突出論點。
《宋論》的另一特點是「借古論今」，筆鋒常帶感情，「然實爲明人而發」(《劉毓崧《船山遺書》校勘記自序》)。如論北宋「朋黨之爭」，其慨嘆曰：「朋黨之興，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乃及於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於熙、豐，交爭於元祐、紹聖，而禍烈於徽宗之世。」(卷四)這裏明指北宋「黨爭禍國」，實爲明萬曆以降熾烈的黨爭而發。又如論宋哲宗時「濮議」而對歐陽修不滿，多所批評(見卷五)，實爲明嘉靖時的「大禮議」而發，批評歐陽修實即指摘張璁。至於貫穿全書的「夷夏之辨」觀點、對北宋亡於女真、南宋滅於蒙古的感慨和憤懣，更是其親身經歷的傳神寫照。
就書論書，王夫之的許多論點亦屬深刻，頗中肯綮，皆切於兩宋之時弊，如認爲宋積弱之勢源於宋初對武將的猜忌和防範、趙普之佞、臺省交鬨、秦檜得勢之因等，都很有見地，也反映了他的政治傾向。
王夫之的《宋論》和他的《讀通鑑論》是很有影響的史著，尤對晚清影響更鉅。梁啓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謂：「自將《船山遺書》刻成之後，一般社會所最歡迎的是他的《讀通鑑論》和《宋論》。這兩部自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但在史評一類書裏頭，所以説是最有價值的。他有他的一貫精神，借史事來發表；他有他的特别眼光，立論往往迥異流俗。所以，這兩部書可以説是有主義、有組織的書，……『攘夷排滿』是裏頭主義之一種，所以給晚清青年的刺激極大。」
有關《宋論》的研究，有清劉毓崧的《船山遺書校勘記》，但其不足是避諱改竄。一九六四年四月中華書局刊行了舒士彦的標點校勘本《宋論》，此書在校勘時，利用了民間的鈔本，補足和改正金陵刻本的空格和改竄，使《宋論》以其原有的面目出現，是可謂「功德」之舉；又《宋論》原本僅以帝號爲卷序，點校本於每卷本中因其篇而標以一二三四等字，藉代篇目，亦頗便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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