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著者】：〔南朝宋〕范曄
【提要】：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南朝宋范曄撰。書成於宋文帝元嘉年間。由於范曄被文帝以謀反罪處死，所以書中的志未完成。梁劉昭將晉司馬彪《續
漢書》的八志補入其中。然而，兩書通常各自單行，如北宋淳化五年(九九四)的《後漢書》初刻本和景德二年(一〇〇五)的校定本，都未收入司馬彪的續志。真宗乾興元年(一〇二二)，判國子監孫奭奏請合刻兩書的建議得到採納，就此形成了今日所見的《後漢書》。現存較完整的最早版本是南宋紹興本，商務印書館據此本影印。明代流行嘉靖南監本和汲古閣本，清代有武英殿本。一九六四年中華書局點校本，匯集歷代各家的研究成果，改正了不少文字舛誤，重新編定目次，爲現今通行版本。
范曄(三九八——四四五)，字蔚宗，祖籍順陽(今河南淅川)，家居山陰(今浙江紹興)，故有「順陽山陰人」之稱。其父范泰擅長經學，工於文章，東晉時官至侍中、
尚書常侍兼司空。范曄從小好學，貫通經史，尤善文章，並精於樂律。十七歲時投靠宋武帝之子彭城王劉義康，任參軍，後官至兵部員外郎、荊州别駕從事、尚書吏部郎。因事得罪了劉義康，貶爲宣城太守，遂寄情於著述，着手撰寫《後漢書》，時年二十七歲。後幾經升遷，位居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却不被信任，僅以「才藝」見重。元嘉二十二年(四四五)，范曄被人誣告參與謀立劉義康爲帝，宋文帝加以謀反之罪致死，年僅四十八歲。其一生著作尚有《漢書纘》十八卷、《百官階次》一卷等，均已散佚。生平事跡載於《
宋書》卷六十九本傳。
在范曄成書之前，有關東漢一朝史事的撰述，已有十八家之衆。其中除官修《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之外，三國吳謝承的《後漢書》、晉薛瑩的《後漢記》、晉司馬彪的《續漢書》、晉華嶠的《後漢書》、晉謝沈的《後漢書》、晉張瑩的《後漢南記》、晉袁山松的《後漢書》、晉袁宏的《後漢記》等均流傳當世，爲學人所重。范曄作《後漢書》，即以《東觀漢記》爲主要依據，取材各家，訂
考異，削繁補略，自定體例，終成一家之作。本書原計劃寫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共一百卷。由於范曄被殺，十志没有完成。南朝姜劉昭爲《後漢書》作注時，因范曄曾稱贊司馬彪《續漢書》八志，遂將志分爲三十卷，補入范書。
本書是定爲「正史」的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載自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二五)，至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二〇)，共一百九十五年史事。其體例基本沿襲《漢書》。紀十卷，前九卷是東漢諸帝紀，但在位時間短促的幾位皇帝未收入專卷，如殤帝附入《和帝紀》，冲、質二帝附入《順帝紀》，少帝的經歷在靈帝之後略有提及。後一卷是《皇后紀》，集中記載諸皇后和外戚的活動，與《漢書》中《外戚傳》相仿。諸帝紀以編年的形式逐一記載東漢各朝皇帝的事跡，並多少保存了有關東漢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史料。
傳八十卷，形式與《漢書》大致相同，也分爲人物專傳、合傳、類傳以及邊疆各族傳等。在選擇入傳人物時，范曄有獨特的見解，既繼承爲公卿將相立傳的傳統，也比較注重其他社會階層的代表人物。如和帝以後的朝綱由宦官和外戚輪流把持，而部份官僚和太學生聯合起來反對宦官勢力，他們標榜名節，清議朝政，遭到當權宦官的迫害和禁錮，這在《黨錮傳》和《宦者傳》中得到充份反映。又如《文苑傳》，不同於專爲經學儒術人物立傳的《漢書·儒林傳》，而搜羅了擅長詩賦文章的人物。《後漢書》還首創了《獨行傳》、《方術傳》、《逸民傳》、《列女傳》，將史書的記載擴大到更爲寬廣的社會領域。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指出：「(范書)貴德義，抑勢利，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褒黨錮則推崇李、杜。宰相無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採，而惟尊獨行。」
志八篇三十卷，出自司馬彪之手。《律曆志》、《天文志》、《五行志》完全仿照《漢書》中相關的志。《郡國志》與《漢書·地理志》相當。《禮儀志》專記東漢的重要節令、祭祀、喪事等各種儀式。《祭祀志》則以東漢皇帝的祀神活動爲主要内容。《百官志》和《輿服志》，爲以前史書體例中所未見，保存了東漢官制、車制和服飾制度的重要史料。但此書未列《食貨志》，漏記一代經濟制度。
范曄對史書的編年體和紀傳體作過比較：「
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爲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爲優，故繼而作之。」(《
隋書·魏譫傳》)他是當時大膽提出比較兩種史體優劣的第一人。《後漢書》在諸家後漢史的基礎上鎔鑄而成，删煩裁接得當，文筆流暢精美，爲後世學者所推崇。自唐章懷太子李賢爲之作注後，范書更是身價驟增，其餘各家東漢史被淘汰，先後亡佚。
編纂史著的目的是什麼?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前一目的細加推敲，似乎在追求一種哲理。范曄干脆提出「欲因事就卷内發論，以正一代得失。」他十分重視史論，特意將《後漢書讚論》四卷單行。至於「通古今之變」，在斷代史中不易顧及。范曄根據自己的理解，大膽探索，在部份類傳的序、論中，打破朝代斷限，尋求各種歷史現象(如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等)的發生、發展以及歸宿，力求會通。這一方面，范曄的見識要高於班固。
《後漢書》的人物專傳，與《漢書》相似，大段地引用奏疏和文章。如王符的《潜夫論》，仲長統的《昌言》，張衡的《客問》，蔡邕的《釋誨》，以及崔寔、桓譚、荀悦等人的政論、奏疏，或全文抄録，或摘引大略，因此而保存了一些最原始的資料。有人以爲范書連篇累牘地抄録他人文章的做法不可取。其實，從中可以反映作者的政治思想以及當時的社會狀况。
范曄寫史，頗注重文采，並一向對此自命不凡。後人將范書與《
史記》、《漢書》相提並論，推爲名著，一個主要原因就在於范曄的文筆優美。范書一出，諸家後漢史皆湮，甚至連梁蕭子顯改寫的《後漢書》也無法爭勝。然而，由於過於注重文筆，范曄對一些人物的描寫，删去了具體事例，顯得比較平常；對歷史發展的事實，抽去了具體數字，就變得十分空洞。這可説是後世譏諷「文人不可作史」的一個例證。
范曄不信鬼神，所以，《後漢書》中多次指責靈魂不滅和因果報應説是無根之談。他反對君主崇佛，認爲聽命於神將導致國家敗亡。對東漢時期興盛的圖讖之學，他也採取批判的態度，如實記載張衡、桓譚等人反對讖緯的言論，明顯持褒揚的態度。可是，書中又有相信符瑞、氣運、陰德、術數的記載，表明范曄思想上十分複雜矛盾的一面。《後漢書》遺漏了一些比較重要的史料，目録的編排次序也不够妥當。由於范曄並未完成全書，原稿在他死後不免走樣。
爲《後漢書》作注的，首推南朝梁劉昭。唐高宗之子李賢以及張大安、劉訥言等亦爲《後漢書》作注，偏重於銓釋字句，是較爲流行的舊注。清惠棟撰有《後漢書補注》二卷，主要補注《郡國志》部份，影響較大；王先謙則在此基礎上，多方吸取他人成果，著有《後漢書集解》，頗受學界重視。《後漢書》缺表、缺《藝文志》，明、清兩代補作之人不絶，盡管所據材料爲存世的舊籍，但經過整理與考訂，分門别類予以集中，仍不失爲研究東漢歷史的參考資料。校補考訂《後漢書》的重要著作尚有：清錢大昕《
廿二史考異》中《後漢書》部份，此外，錢大昭的《後漢書辨疑》、周壽昌的《後漢書補正》、李慈銘的《後漢書札記》都是很有價值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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