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著者】：〔北宋〕司馬光
【提要】：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北宋司馬光撰。成於元豐七年(一〇八四)。元祐元年(一〇八六)，首刻於杭州，此本今佚。今存宋本，一爲南宋紹興二年(一一三二)余姚重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傳增湘宋槧百納本即本即以此殘本爲主；北京圖書館藏有足本。一爲南宋建陽書坊刻本，「四部叢刊」據此影印。清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鄱陽胡克家翻元刊胡註本，是現存最好的胡註本，流行較廣，除胡三省註外，還將原單行的《通鑑考異》附於正文之下，但所據元本有脱誤。胡元常刻《通鑑全書》，收録九種與《通鑑》有關的書，後商務印書局據此出了句點排印本，曾流行一時。現通行本爲中華書局標點本，由史學家顧頡剛等標點，以胡克家本爲底本，吸收了清章珏《通鑑校宋記》的精華，註有公元年代，使用更爲方便。
司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字君實，陝川夏縣(今山西夏縣)人。仁宗寶元進士，初任地方官，後入京，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知諫院，爲官清廉正直。當時，史書已浩如煙海，人們花一生精力也難以掌握其大概，爲此，司馬光立志寫一部簡明通史。爲了解决現實問題，給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借鑑，這部通史便以「叙國 盛衰，著生民之休戚」爲宗旨。司馬光首先編了一部上起戰國，下迄五代的大事年表，名爲《歷年圖》，於英宗治平元年(一〇六四)進呈。接着在此基礎上寫成《
通志》八卷，治平三年(一〇六六)進呈，得到英宗的支持，正式設書局於崇文院，由司馬光自行選擇助手，經費、圖書由官府資助。神宗初，任翰林侍讀學士，《通志》賜名《資治通鑑》，受命續修。王安石推行新法，司馬光極力反對，與變法派發生激烈爭論，稱：「祖宗之法不可變」，「治大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神宗命爲樞密副使，不就。熙寧三年(一〇七〇)，出知永興軍，自此在洛陽閑居十五年，專力寫作，元豐七年《通鑑》書成，前後歷時十九年。元祐初，進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全面廢除熙豐新法，恢復舊制，不久病逝。司馬光學識淵博，其著作除《通鑑》外，還有《稽古録》二十卷，《
涑水紀聞》十六卷，及《溫國文正公文集》等許多種傳世。其事跡詳見《
宋史》卷三三六本傳、清顧棟高《司馬溫公年譜》等。
司馬光的主要助手前後有劉恕、劉攽、范祖禹，一般認爲，劉攽負責兩漢部份，劉恕起草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部份，唐代部份则由范祖禹執筆，這三人都是當時的著名史學家，此外，其子司馬康也爲此工作十餘年。《通鑑》的編寫是非常認真的，先由司馬光寫出提綱，包括總綱與每年的細綱。助手再根據提綱排比材料，按年月日列出「叢目」，然後逐條考辨整理材料，寫成長編，原则是「寧失於繁，無失於略」。最後，由司馬光删削定稿，並寫出史論。范祖禹作《唐紀》長編有六百卷，而定稿只有八十一卷。所以説，這部史書凝聚了集體的心血，既有豐富的史料，又有貫徹始終的神韻，言必有據，文字精煉。《通鑑》完成後，作者編成《通鑑考異》三十卷，説明編修時取舍史料的理由。又編《通鑑目録》三十卷，仿年表體例，列出歷年大事，以便檢閲。其後，又編出《通鑑舉要歷》八十卷，這是比《目録》稍詳的《通鑑》節本，此本今佚。
《資治通鑑》爲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〇三)，下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九五九)，記載了一三六二年的歷史。凡周紀五卷，秦紀三卷，
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唐紀八十一卷，後梁紀六卷，後唐紀八卷，後晉紀六卷，
後漢紀四卷，後周紀五卷。全書以時間先後爲序，年經國緯，依次叙述歷史事件，同時，運用追叙、插叙等筆法，説明事件的前因後果，交待人物的經歷、世系。比較《
左傳》而言，《通鑑》的體例更注重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紀傳體的長處。從此，一度遭冷遇的編年體再次光耀史壇，與紀傳體並駕齊驅，自宋至清，《
續資治通鑑長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
續資治通鑑》、《
明通鑑》等續作形成蔚爲壯觀的系列，而司馬光以其一家之言，成爲一代史學之宗。
在紀年問題上，司馬光打破了正統與僭僞的偏見，《通鑑》卷六十九有專論談及正統論的問題，一再闡明取何種年號不過是作爲時間的標志，並没有正閏之分。因此，本書按照列國授受相承的關係，或根據各國功業的大小，來選擇年號作爲時間的主線，如三國時期用魏的年號，而對於列國並無褒貶，以更好地反映歷史的真實。
爲修撰《通鑑》，司馬光及其助手參閲了大量史料，經皇帝特許，他們可翻閲國家珍藏的圖書，又借閲了大量私人
藏書。據今人考定，《通鑑》引用的書目多達三百多種，實際上，在編叢目及長編時，參考的書目想必更在數倍以上。由於時代越近史料越豐富，故《通鑑》自魏晉以後更多地採用了正史以外的資料。特别是唐五代時期，實録、檔案俱在，其他史料更多，《通鑑》不僅採用正史野史，而且凡百家譜録、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狀别傳也都在參考之列，往往一件事用三四處材料綜合寫成。南宋洪邁曾談到《通鑑》的史料來源：「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諍用《諫録》，李絳議奏用《李司氣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録》，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之事用林思《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録》，記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容齋四筆》卷十一)，這些史料如今已大部佚失，所以，《通鑑》的唐五代部份更有突出的史料價值，可與新舊《唐書》或新舊《五代史》並列。
司馬光以「資治」爲宗旨，《通鑑》便「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進通鑑表》)其内容主要是政治史，書中尤其重視爲君之道，用大量篇幅記載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賢明政治，詳細描述亂亡之君喪權辱國的經過，其史論也大都是論述「國之治亂，盡在人君」的觀點。軍事在《通鑑》中也得到格外關注，不僅生動地描述重大戰役的過程，而且論述戰爭的因果和兵法。顧炎武評道：「《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録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
日知録集釋》卷二十六《
史記、通鑑兵事》)本書相當重視經濟問題，尤其詳述田制 賦税問題，以大量篇幅記載商鞅變法、唐租庸調制和兩税法等重大經濟事件，並隨時借歷史事實來論證事實問題。比較起來，《通鑑》對文學藝術就不太注重了，所記載的文人多與當時政治有關，所收録的文章也大多具有諷諫意義。
史料考證的歷史已相當久遠，但由史家自撰一書，説明考證史料的過程和理由，卻是從《通鑑考異》開始的。近代張須將其考證方法概括爲六類，即參取衆書而從長者，兩存者，兩棄者，兩疑而節取其要者，存疑者，兼存或説於《通異》中者(《通鑑學》)。這六者奠定了中國史學考證方法的基礎，後代續《通鑑》的作者沿用了這些方法，清人錢大昕作《二十二史考異》、王鳴盛作《十七史商榷》、趙翼作《
廿二史劄記》，也無不受到《通鑑》的影響。
《通鑑》問世後，一直享有很高的聲譽，爲研究這部體大思精的鉅作，歷代出現不少專著，形成專門的通鑑學。通鑑學的重要一支是對本書的續作與改作，改作主要有袁樞的《
通鑑紀事本末》，朱熹的《通鑑綱目》等。《通鑑》的考證註釋亦蔚爲大觀，主要有宋史炤《通鑑釋文》三十卷，宋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明嚴衍《資治通鑑補》二百七十卷等，其中以胡三省的註釋最爲重要。胡三省，字身之，南宋末元初人，研究《通鑑》三十多年，其間曾因兵亂佚失原稿，他毫不氣餒，又重新撰寫，終於完成《資治通鑑音註》二百四十九卷、《資治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對本書的名物、制度、地理、字音、人物關係、史實異同等等都加以詳細的註釋和考辨。元以後刻本常將胡註附於正文之下。近代研究《通鑑》的著作主要有：崔萬秋《通鑑研究》、李廷機《通鑑總論》、張須《通鑑學》和陳垣的《通鑑胡註表微》等。近年又有國内專家學者的論文集《資治通鑑叢論》和《司馬光與資治通鑑》出版，把通鑑學的研究更推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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