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著者】:〔北宋〕司馬光
【提要】: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北宋司馬光撰。成於元豐七年(一〇八四)。元祐元年(一〇八六),首刻於杭州,此本今佚。今存宋本,一爲南宋紹興二年(一一三二)余姚重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傳增湘宋槧百納本即本即以此殘本爲主;北京圖書館藏有足本。一爲南宋建陽書坊刻本,「四部叢刊」據此影印。清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鄱陽胡克家翻元刊胡註本,是現存最好的胡註本,流行較廣,除胡三省註外,還將原單行的《通鑑考異》附於正文之下,但所據元本有脱誤。胡元常刻《通鑑全書》,收録九種與《通鑑》有關的書,後商務印書局據此出了句點排印本,曾流行一時。現通行本爲中華書局標點本,由史學家顧頡剛等標點,以胡克家本爲底本,吸收了清章珏《通鑑校宋記》的精華,註有公元年代,使用更爲方便。
司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字君實,陝川夏縣(今山西夏縣)人。仁宗寶元進士,初任地方官,後入京,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知諫院,爲官清廉正直。當時,史書已浩如煙海,人們花一生精力也難以掌握其大概,爲此,司馬光立志寫一部簡明通史。爲了解决現實問題,給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借鑑,這部通史便以「叙國 盛衰,著生民之休戚」爲宗旨。司馬光首先編了一部上起戰國,下迄五代的大事年表,名爲《歷年圖》,於英宗治平元年(一〇六四)進呈。接着在此基礎上寫成《
通志》八卷,治平三年(一〇六六)進呈,得到英宗的支持,正式設書局於崇文院,由司馬光自行選擇助手,經費、圖書由官府資助。神宗初,任翰林侍讀學士,《通志》賜名《資治通鑑》,受命續修。王安石推行新法,司馬光極力反對,與變法派發生激烈爭論,稱:「祖宗之法不可變」,「治大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神宗命爲樞密副使,不就。熙寧三年(一〇七〇),出知永興軍,自此在洛陽閑居十五年,專力寫作,元豐七年《通鑑》書成,前後歷時十九年。元祐初,進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全面廢除熙豐新法,恢復舊制,不久病逝。司馬光學識淵博,其著作除《通鑑》外,還有《稽古録》二十卷,《
涑水紀聞》十六卷,及《溫國文正公文集》等許多種傳世。其事跡詳見《
宋史》卷三三六本傳、清顧棟高《司馬溫公年譜》等。
司馬光的主要助手前後有劉恕、劉攽、范祖禹,一般認爲,劉攽負責兩漢部份,劉恕起草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部份,唐代部份则由范祖禹執筆,這三人都是當時的著名史學家,此外,其子司馬康也爲此工作十餘年。《通鑑》的編寫是非常認真的,先由司馬光寫出提綱,包括總綱與每年的細綱。助手再根據提綱排比材料,按年月日列出「叢目」,然後逐條考辨整理材料,寫成長編,原则是「寧失於繁,無失於略」。最後,由司馬光删削定稿,並寫出史論。范祖禹作《唐紀》長編有六百卷,而定稿只有八十一卷。所以説,這部史書凝聚了集體的心血,既有豐富的史料,又有貫徹始終的神韻,言必有據,文字精煉。《通鑑》完成後,作者編成《通鑑考異》三十卷,説明編修時取舍史料的理由。又編《通鑑目録》三十卷,仿年表體例,列出歷年大事,以便檢閲。其後,又編出《通鑑舉要歷》八十卷,這是比《目録》稍詳的《通鑑》節本,此本今佚。
《資治通鑑》爲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〇三),下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九五九),記載了一三六二年的歷史。凡周紀五卷,秦紀三卷,
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唐紀八十一卷,後梁紀六卷,後唐紀八卷,後晉紀六卷,
後漢紀四卷,後周紀五卷。全書以時間先後爲序,年經國緯,依次叙述歷史事件,同時,運用追叙、插叙等筆法,説明事件的前因後果,交待人物的經歷、世系。比較《
左傳》而言,《通鑑》的體例更注重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紀傳體的長處。從此,一度遭冷遇的編年體再次光耀史壇,與紀傳體並駕齊驅,自宋至清,《
續資治通鑑長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
續資治通鑑》、《
明通鑑》等續作形成蔚爲壯觀的系列,而司馬光以其一家之言,成爲一代史學之宗。
在紀年問題上,司馬光打破了正統與僭僞的偏見,《通鑑》卷六十九有專論談及正統論的問題,一再闡明取何種年號不過是作爲時間的標志,並没有正閏之分。因此,本書按照列國授受相承的關係,或根據各國功業的大小,來選擇年號作爲時間的主線,如三國時期用魏的年號,而對於列國並無褒貶,以更好地反映歷史的真實。
爲修撰《通鑑》,司馬光及其助手參閲了大量史料,經皇帝特許,他們可翻閲國家珍藏的圖書,又借閲了大量私人
藏書。據今人考定,《通鑑》引用的書目多達三百多種,實際上,在編叢目及長編時,參考的書目想必更在數倍以上。由於時代越近史料越豐富,故《通鑑》自魏晉以後更多地採用了正史以外的資料。特别是唐五代時期,實録、檔案俱在,其他史料更多,《通鑑》不僅採用正史野史,而且凡百家譜録、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狀别傳也都在參考之列,往往一件事用三四處材料綜合寫成。南宋洪邁曾談到《通鑑》的史料來源:「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諍用《諫録》,李絳議奏用《李司氣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録》,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之事用林思《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録》,記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容齋四筆》卷十一),這些史料如今已大部佚失,所以,《通鑑》的唐五代部份更有突出的史料價值,可與新舊《唐書》或新舊《五代史》並列。
司馬光以「資治」爲宗旨,《通鑑》便「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進通鑑表》)其内容主要是政治史,書中尤其重視爲君之道,用大量篇幅記載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賢明政治,詳細描述亂亡之君喪權辱國的經過,其史論也大都是論述「國之治亂,盡在人君」的觀點。軍事在《通鑑》中也得到格外關注,不僅生動地描述重大戰役的過程,而且論述戰爭的因果和兵法。顧炎武評道:「《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録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
日知録集釋》卷二十六《
史記、通鑑兵事》)本書相當重視經濟問題,尤其詳述田制 賦税問題,以大量篇幅記載商鞅變法、唐租庸調制和兩税法等重大經濟事件,並隨時借歷史事實來論證事實問題。比較起來,《通鑑》對文學藝術就不太注重了,所記載的文人多與當時政治有關,所收録的文章也大多具有諷諫意義。
史料考證的歷史已相當久遠,但由史家自撰一書,説明考證史料的過程和理由,卻是從《通鑑考異》開始的。近代張須將其考證方法概括爲六類,即參取衆書而從長者,兩存者,兩棄者,兩疑而節取其要者,存疑者,兼存或説於《通異》中者(《通鑑學》)。這六者奠定了中國史學考證方法的基礎,後代續《通鑑》的作者沿用了這些方法,清人錢大昕作《二十二史考異》、王鳴盛作《十七史商榷》、趙翼作《
廿二史劄記》,也無不受到《通鑑》的影響。
《通鑑》問世後,一直享有很高的聲譽,爲研究這部體大思精的鉅作,歷代出現不少專著,形成專門的通鑑學。通鑑學的重要一支是對本書的續作與改作,改作主要有袁樞的《
通鑑紀事本末》,朱熹的《通鑑綱目》等。《通鑑》的考證註釋亦蔚爲大觀,主要有宋史炤《通鑑釋文》三十卷,宋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明嚴衍《資治通鑑補》二百七十卷等,其中以胡三省的註釋最爲重要。胡三省,字身之,南宋末元初人,研究《通鑑》三十多年,其間曾因兵亂佚失原稿,他毫不氣餒,又重新撰寫,終於完成《資治通鑑音註》二百四十九卷、《資治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對本書的名物、制度、地理、字音、人物關係、史實異同等等都加以詳細的註釋和考辨。元以後刻本常將胡註附於正文之下。近代研究《通鑑》的著作主要有:崔萬秋《通鑑研究》、李廷機《通鑑總論》、張須《通鑑學》和陳垣的《通鑑胡註表微》等。近年又有國内專家學者的論文集《資治通鑑叢論》和《司馬光與資治通鑑》出版,把通鑑學的研究更推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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