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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阅读《资治通鉴》（转）

 在谈「如何读《资治通鉴》」之前，我们似乎还要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一般人，不是专攻历史的历史系学生，需要读《资治通鉴》吗？我只能简单地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读《资治通鉴》，但对于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的「读书人」，《资治通鉴》还是有一读的价值，因为读了它，可以知道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提升见识、扩大心胸，可对人世的事物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我们都知道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用了十九年的时间，得到了杰出的历史家刘邠、刘恕、范祖禹的协助，并且在政府全力支持之下完成的。在这部大书完成之前，人们的历史之事大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十七史不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家庭所有的，当时人最熟悉的历史大概都是来自两汉书和两唐书。《资治通鉴》的编写目的，尽管是给皇帝或大臣作为治理天下得借鉴与参考，但是，它无疑也提供了读书人从战国时代到五代结束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完整的认识。对于宋人来说，这是历史知识的最主要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知识的全部，因为战国以前的时代记载于春秋和尚书，呈现出来的是三代先王之治的理想世界，这和充满权力角逐，尔虞我诈的现实世界大相径庭。就是对我们来说，《通鉴》中包含了中国历史中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三个非常重要的段落，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历史知识中的骨干部分。一个对于汉朝或唐朝历史所知甚少的人，总不能自称是够格的知识分子吧。当然，你可以说，不错，今天任何一个中国的读书人，都应该知道汉朝和唐朝的历史，但那不一定要念《资治通鉴》啊！我们可以念现代历史学家写的汉代史或唐代史，甚至我们在中学的历史以及大学的中国通史课都已经读过了，都知道得不少了，可是不要念这部古文写的、难念的《通鉴》了。我们的回答是，中国历史课本里的汉代与唐代，不是内容太少而且又很刻板，就是背得很熟也不能说是对这两个时代有什么了解，大学里的通史老师也许介绍过一些现代历史学者写的，有关汉、唐的文章，那固然是可以对于这两个时代有点了解，不过你还是可以读点《资治通鉴》，因为读《通鉴》的了解和读现代学者的文章的了解很不相同，这是两种不同的阅读经验。

        读现代学者写的文章，主要是接受，接受学者的论旨和分析，其间也可以欣赏十分细密严谨的考证和推论过程，但读者可以想象的空间就十分有限了。读《通鉴》，或者说读传统的历史著作就很不一样，书中只是一些叙述，叙述事情的经过，人物的表现以及各种的意见，撰者有时也会发表一点议论，但总是很小的一部分，读这种叙述的文字，要靠读者自己去归纳出一些看法，读者不能只是接受，同时还得下点功夫，驰情地去想象一番。梁任公就很强调这种读中国古书的好处。他是这样说的：

        中国书没有整理过，十分难读，这是人人公认的。但会做学问的人，觉得趣味就在这一点，吃现成饭，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是最没有出息的人缠喜欢的。一种问题，被别人做完了，四平八正地编成教科书样子给我读，读去自然是毫不费力，但从这不费力上头结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细致、不刻入。喜欢读这类书的人，久而久之，会把自己创作的才能汩没哩。在纽约芝加哥笔直的马路、崭新的洋房里舒舒服服混一世，这个人一定是过的毫无意味的平庸生活。若要过有意味的生活，须是哥伦布初到美洲时。

     中国学问界，是千年未开的矿穴，矿苗异常丰富，但非我们亲自绞脑筋绞汗水，却开不出来。翻过来看，只要你绞一分脑筋一分汗水，当然还你一分成绩，所以有趣。（〈治国学杂志〉，《饮冰室专集》（五），台湾中华书局）

        读《通鉴》就可以得到梁任公说的好处与趣味。

      《资治通鉴》是一部两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放在书架上也是常常的一排。我们应该怎么读才能得到梁任公所说的好处与趣味呢？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供各位参考。

        第一是虚心。我觉得每一个读书人再面对历经千百年时间严峻考验而存留下来的古典经籍的时候，总应该抱持一颗虔诚敬仰的心，承认自己是刚刚起步的小学生，愿意努力地学习，以追求自己的长进。我们不只是面对两司马的《史记》、《通鉴》是如此，面对庄子、杜甫，甚至面对柏拉图、莎士比亚也应该如此。目前，有些人以为现在是有史以来政治最进步，经济最繁荣的时代，一提到古代的著作就摆出一副不屑的样子，左一句专制，右一句父权，好像一文不值似的。我觉得这种态度很不好，如果它只是显露个人的浅薄那还是小事；流传开来，被社会的青年学生普遍接受就是大事了，因为这种态度必然会阻绝了文化的承续，造成了一些断裂，致使今天的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法进一步的开展，遑论发扬光大了。

       但是，我说的虚心不只是一种尊敬的态度，并且还是一种方法，一种读书的方法。读书首须虚心，是朱子一再强调的。钱宾四先生有一篇文章〈朱子读书法〉（《学篇》，三民书局）对朱子谈到的读书方法作了很精辟的阐释，我就根据这篇文章的论点作些说明。第一条选在文章中的朱子的话是：

        或曰：读书须是有精力，至之日，亦须是聪明。

      曰：虽是聪明，亦须是静，方运得精神。盖静则心虚，道理方看得出。

钱先生的按语是： 

        读书须精力，又须聪明，此义尽人皆知。朱子特别提出一个读书的精神条件来，即是如何善为运用我之聪明与精力之条件。此一精神条件便是静，静则心虚，便吃紧的是在心虚上。

再引一条钱先生选入文章中的朱子的话：

        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来捱去，自己却未要先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

        很明显地，朱子所说的「虚心」或「心虚」，就是「自己为要先立意见，只管看。」的意思。也就是钱先生所说：「朱子教人读书，说来说去，只是戒人不要把自己意见当作书中意见而已。一语道破，实已再无其它深义也。」

        读《通鉴》首要的事是知道这部史书的内容，他记载了哪些事，是用什么方式记载的，与这部书密切相关，阅读的时候必须兼顾的文字有哪些等等。至于方法，不妨就遵从朱子的吩咐，打开书本，心中一无杂念，一字一字，一行一行，一页一页，一卷一卷地念下去。既不印证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也不要求在书中得到什么足以经世济民或升官发财的大道理。我们只要相信这一部不为时间淘汰的经典著作一定含有前人丰富的智慧，必定可以启发我们的聪明，增长我们的识见，那我们就安排好时间，打开书本，很悠闲地一页一页地念下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觉得，只要感到想多念一点历史，感到《资治通鉴》或许能满足自己对历史的向往，想要开始读这部大书，而且又能够排出时间；那么，打开书本，悠哉游哉地读下去就好了。不必做什么准备工作，不必去图书馆找一些关于《通鉴》的书或文章来念。坊间有一些介绍《通鉴》以及有关读法的书，看看没什么不好，不看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不是历史系的学生，不必对这部史学名著有多么完整的了解。如果是历史系的学生，在读《通鉴》之前，我总会建议他们去念张须的《通鉴学》（开明书店），但对于只是为了从阅读古典著作以提升文化修养的读者来说，张须的这本书也是可以不读的。

        第二是耐心。《通鉴》是一部大书，要读它，一定要有周全的计划，更要有切实执行计划的决心与毅力，这就是我所说的「耐心」。计划拟定的时候，不要贪多贪快，不要想每天读一卷。十个月读完。计划定的太紧，执行过于吃力，自然无法持久。相对来说，计划定的不妨宽松一些但却要严格执行，只能超前，不可落后，由于定的比较松，也就不难做到，这也是朱子所说：「宽着线，紧着课程」的意思。我们甚至可以定「每天有空的时候读一小时《通鉴》」这样的计划，只要有空，抽出一小时，很轻松地、很悠闲地进入《通鉴》的世界，去看看古人的作为，听听他们的议论。我觉得轻松、悠闲的心情是作为一个快乐读书人所不可少的。不要把读《通鉴》或读其它任何古典名著都当作严肃的工作，因为这种心情会替自己带来沉重的压力和负担，不久就会感到疲累不堪，就会设法找个借口快快摆脱。不然，一直在某种程度的压力下阅读大部头的书，也不会有什么乐趣可言。

        轻松，悠闲是指读书的心情，也就是把读书当作出门旅游，欣赏风景一样让人高兴的事。但是，一旦把书本打开，一行一行的字映入眼帘，我们的精神就应该高度集中，把这一行行文字的意思弄个明白。我们要心无旁骛，全神贯注在书本上，把每个字、每句话都读懂，至少认为自己懂得，而不是含含糊糊、马马虎虎就算读过，这也是朱子讲的，「读书不可贪多，且要精选」的意思。我想这也是一种做事的态度，接下事情的时候，心情不必紧张，一旦进入状况开始处理，就必须全力以赴，半点也松懈不得。在读书时就掌握这种方法，养成这种习惯，也许会影响到做事的态度，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尽善尽美。

       读《通鉴》尤其要有耐心。《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编年体比起纪传体的本纪、列传部分，阅读时候的趣味减少了很多。因为本纪、列传自成单元，一般来说字数也不会很多，况且对于人物的出身、相貌、特性等的描述最能引起读者兴味的地方，在编年体中往往删去不载。编年体的史事大都按时序排列，某一时期好几件事情同时进行，这件事写了几行，又跳到另外的事，形成头绪纷杂的现象，自然带给读者阅读时的某种困扰。但是，依时间次序撰写的编年体的好处，不是其它如纪传体或纪事本末体所能取代。一方面编年体交代了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另一方面它也呈现出一个时代的各个事件、各种力量之间的交互关系。我觉得这些都是读历史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也只有在编年体史书中才能看到最好的素材的。所以，尽管趣味性不是很高，段落又很不分明，只要你觉得很想知道《资治通鉴》为什么是一部经典名著，你就必须要有耐心， 一句句、一行行地念下去。

        一位读书人，他有耐心阅读依照年月次序编写的史书，但他一定能看得懂写成于九百多年前的《资治通鉴》吗？如果看不懂的话，耐心自然就会消失。我觉得，只要高中毕业，对于高中国文课本中选载的古文都能读懂，就可以读得懂《通鉴》，我不是说司马光的文字比较浅白，而是司马光在编撰过程中确实把一些较为艰难繁冗的词句改写得简要明白，只要有耐心，大概都可以看得懂。况且《通鉴》还有一部很好的注释，与《通鉴》已紧密地结成一体，是阅读《通鉴》时必不可少的部分，它就是胡三省的《通鉴注》。胡三省说，他注《通鉴》宁失之于详，不失之于简。于是，《胡注》的份量颇为可观，固然提供了我们理解上的很大帮助，同时也考验了读者是否有足够的耐心。胡三省的注，一部分是援引前人的史书注是，例如在东汉以前他大量采用《史记》三家注，《汉书》严师古注和《后汉书》李贤注；在隋唐部分，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占了注释中的主要篇幅。但是，胡三省对于前人的业绩并不尽然满意，往往也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另外一部分则是他自己的注释，从三国到随初以及五代十国部分，胡三省提出许多自己的说法与论断，非但有助于对《通鉴》文字的理解，就是对于历史发展的认识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

        胡三省的《通鉴注》，从内容的性质上看，可以粗略分成几类。一、追溯来源，对于《通鉴》记载的史事，记述其在三家分晋以前的渊源，特别在《通鉴》前面部份为多，越至后面越少；二、解释词义，对于《通鉴》中较为生僻的字，交代其读者，简述其含义，较为特殊的词亦加以说明，大量的地理严格与官制演变亦可归于此类；三、简述文义，对于《通鉴》中一些意思略为隐晦，却有一定重要性的文句，解释其意义，说明其要点。四、简述名物礼俗，对于《通鉴》中所提及的各种名物，从动、植、矿物到车马舆服、祭礼风俗等都尽可能地详予记述。另外，胡三省在注释时的所思所感也都写了下来，着墨不多，意味深长，最能体现他的史学思想。

       既然读《通鉴》不可不读《胡注》，读《胡注》首需耐心。但我并不认为《胡注》是非读不可，不一定要一字一句，仔细阅读。因为在《胡注》之中，一条注释往往长达七、八百字，甚至一千多字，而其内容则多为地理、官制、名物、礼俗方面。阅读之时，就可以有所斟酌。例如，卷一百二十九，注释南朝刘宋境内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就是详列州、郡的名字。阅读至此，大概看一眼也就可以，实在没有详读的必要。但再卷一百三十一，有一条谈九江的注，征引「九江」一地在历代书籍上的记载，说明其位置的变迁，若有耐心仔细读读，非但对沿革地理有所了解，对于胡三省再历史地理方面的造诣也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大段《胡注》，我觉得可以选择阅读。如果对于天文有兴趣，卷五十一有关浑天的一条注可以一读；如果对传统医学有兴趣，卷三十八的一条长长的胡注，也可以读得趣味盎然。相对来说，读天文方面的《胡注》见到许多完全不懂的名词，读来读去还是不知所云，那就可以浏览一过，接读《通鉴》正文。传统医学以及各种制度、名物、礼俗的胡注长文，都可以用这样态度来读。选择阅读并不是偷懒，而是一方面要保持阅读时的整体感，不要因为一条与主题无关的长文破坏了好不容易勾勒出来的历史图像，阻碍了对时代气氛的理解与体会。而《胡注》之中相当枯燥的内容，往往会降低读《通鉴》的兴趣，对一般读者而言，也是可以略过不读的。

        第三是细心。我们心中一无成见，又很有耐心，只是做好了读《通鉴》的准备功夫。真正要读出《通鉴》的滋味与乐趣，得读到《通鉴》的好处，还得要加上「细心」，就是很用心地去想、去思考、去体会、去感受书中的史事、人物、情景、精神等等，而不只是知道书上写些什么而已。我在这里所说的「细心」，应该就是朱子论读书时谈到的「心情」，朱子说：「心精便会熟」，钱先生解释到：「心精了，书自熟。所谓看来看去，自然晓得也。」前面提到梁任公说读中国书要绞脑筋、绞汗水，我想如果说绞汗水指的是耐心的话，绞脑筋就是「细心」或「心精」的意思了。我们在前面说读编年体史书可以清楚了解到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以及一个时代中各种事情的互相关连，可是这也得用一番心思，才能有所了解。我们说，每天读《通鉴》的时刻心情要闲适愉快，一打开书本，却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主要就是指用心去分析事情的道理，去感受时代的气氛，去体会人物的精神。当然，我们必须先读懂文字的意思，这需要耐心；读懂了之后，细心地咀嚼一番，回味一番，体会出中甘美的滋味，反过来又可以加强我们的耐心。

        只要细心地读，用心地读就能得到史书的乐趣，这虽然是一般的道理，但施之于《通鉴》效果尤其明显。我们读历史，最忌讳强记，记得很多，不过如程子所说的「玩物丧志」，必无好处；一面读一面提出一些没有依据的胡乱批评，也不会让自己有所长进。最好的方法就是充分发挥想象力，设身处地去观察、去了解、去体会。也就是说，读史书的人，最好能「神入」（empathy）到历史的情景，去感受社会的风气与人物的心情。从这一方面看，编年体的《通鉴》提供了非常适切的素材，可以激发出读者的历史想象力：让读者足以神游故国，上友古人。

        举例来说，战争的描述完整而精采的是《通鉴》特色之一，有人认为这是上承《左传》而加以发扬光大。我们读到战争的部分，不论是战前的讨论分析，各种有关准备不至，出发时的军容声势，两军接战时的战术运用，将帅们的特殊表现，战场上的风云变幻，以及战争结束之后所造成的影响，都做了很清楚生动的描述，只要用心去读，同时也运用一点想象力，整个一场战争的经过，也就历历如在眼前，胜负的主要原因固然可以清楚理解，人物发扬蹈厉与坚忍卓绝的表现也能留下深刻的印象。读一场《通鉴》中描述战争的经过，既好像看一场精采的战争电影，又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那不是视觉的享受，而是想象的模拟。读者要组织素材，勾勒场景，同时还要深入古人的内心世界去体会去感受。比起看一场战争电影，要绞脑筋、要绞汗水，要下一番功夫，就是因为下了这番功夫，得到的收获更是丰硕，感觉更是甘美。

        战争之外，《通鉴》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也都完整而又精采。我们在读的时候也是要发挥想象力。而《通鉴》的好处之一，就是在描述这些事件的时候使用的篇幅并不多，但对于事情的发展，高潮的出现，善后的处理，交代得清清楚楚，读者只要细心体会，「神入」其境，一定可以感受到一股特有的气氛，对于事件的性质与影响自然也会有一番深刻的理解。举例来说，汉武帝末年有「巫蛊之狱」，太子举兵谋反事件，在《通鉴》二十二卷中，前因后果，事情经过，描述清楚之外，阅读的时候如果「神入」其境，必能感到一股诡异、荒诞、恐怖的气氛，也能体会出当事诸人，如太子、太傅、丞相、御史大夫，十分惶恐不安，无所适从的心情，就连汉武帝，这位雄才大略，不可一世的大皇帝，也陷入了矛盾彷徨，处置失当的境地。这件事使得汉武帝追悔一生的作为而有「罢轮台召」的颁布。这是武帝一生功业的结束，也是汉初以来历史发展的一大转折，我们细读《通鉴》就能清楚了解。我们可以特别强调，对于「巫蛊之狱」，《通鉴》的记载最为深刻，交代最为完整，因为只有《通鉴》把汉武帝与太子之间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为政理念等的矛盾，以及武帝护持太子的一番心意作了清楚的说明。《通鉴》记述了一段武帝对卫青所说的话：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

接着又写道：

        大将顿首谢。皇后闻之，脱簪请罪。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评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之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

        这段相当长的文字无疑是了解「巫蛊之狱」以及武帝后来罢轮台召的重要背景，然而却不见于《史记》、《汉书》以及今存北宋以前其它有关史籍。如果我们读《汉书．戾太子传》，告诉我们的只是「武帝末，卫皇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岁有巫蛊之狱导致卫皇后与太子的死等等。两相比较，可以看得出《通鉴》深刻得多，可以给我们全面的、深入的历史了解。

           由于《通鉴》编写的原则是无征不信，有异则考明之，温公的态度是严谨而不苟且。所以，这段资料必有可靠的根据，而不是司马光自行撰写或虚构臆造的，这也可以看出《通鉴》编写过程非常谨慎而且极为用心，所作的描述也就呈现出比较高的历史叙述水平，这也是读者只要发挥出想象力，「神入」其中，就能很快进入历史情景的重要因素。关于「巫蛊之狱」这个例子，我是引用北京大学历史系田余庆教授所作的研究，田教授的〈论轮台召〉一文（载于《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对于《通鉴》的有关叙述作了相当精辟的说明，不妨也抄录于下：

     《通鉴．汉纪》出于刘邠之手，刘邠述巫蛊问题，取材和编排最具匠心。刘邠用大段文 字，以「史终言之」的笔法，集中  写了卫太子始末武帝与卫太子关系以汉武帝告诫后世等内容。他的目的，显然是突出「亡秦之迹」可鉴，突出改变统治政策的必要，并把他与卫太子的升降生死结合在一起。卫太子与汉武帝既有血属关系，又有政治关系，情况错综复杂，其发展高潮是卫太子迫蹙致死。但高潮之后还有高潮，这就是紧接而来的为卫太子昭雪，并且由卫太子曾经谏阻过的征伐四夷问题导致轮太召的颁布，而卫太子问题也终于同转变统治政策的问题一起解决。刘邠于叙事中把握历史脉络，把许多看起来是孤立无关的问题排比在一起，探索他们的关系，从中揭示出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此后霍光之辅佐昭帝，霍光与桑弘羊的矛盾在盐铁会议中之揭开，桑弘羊牵连而死于谋反大狱等事，也都可以联系起来观察，都可以视为卫太子问题的余波。刘邠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史料大大超过了《史》、《汉》范围，这些史料由于刘邠的引用和司马光的认可，才得以流传至今。

        田教授所写的刘邠的叙事是一个例子。其实，刘邠如此，负责撰写魏晋南北朝的刘恕以及隋唐五代的范祖禹亦莫不如此。例如，北魏末年，六镇之乱后尔朱荣被杀的这一幕，《通鉴》的叙述呈现出一股非常紧张的气氛，阅读的时候自然而然神经就会紧绷起来，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再如读玄武门事变之前李世民与李建成、元吉之间的斗争，也会有同样的经验，也可以说明他们在选取数据，编织撰写过程中展现出颇为高明的叙事手法。

      《胡注》之外，阅读《通鉴》的时候最好也能一并阅读的书，就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王夫之是一位哲学家，他阅读《通鉴》，提出许多深刻精辟的论断，虽然不是从史学的角度着手，不谈史料与考证的事，但往往极有见地，很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我们读船山此书也要极其用心，但同读《通鉴》时候不同，不是发挥想象力，「神入」其境，去体会感受，而是要注意王船山在讨论什么问题，提出怎样的看法以及他细密严谨的论证过程。也就是说，要特别留意船山论辨历史问题的方法，留意他是怎么思考问题，如何分析，如何推证。我们尽可以不同意他的最后论断，总应该好好学学他的司便功夫，当然，这是非得细心研读不可的。

        最后，我们应该谈谈《柏杨版资治通鉴》是不是值得一读的问题。无可讳言，今天不少自认为是读书人的知识分子对古文都有一种恐惧症，还没有念就假定自己念不懂，念不下来，就竖白旗投降，这时见到一本白话文的译本，二、三百页的篇幅，除去地图、年表，需要读的文字并不很多，轻轻松松读完一本，成就感油然而生。于是，接着第二本、第三本，不知不觉就读了很多。我想，或许这就是《柏杨版资治通鉴》在海峡两岸大事受欢迎，印数极为可观的重要原因。我觉得，我们应该分两方面来看问题。第一，目前一般人不习惯或者不喜欢读古文，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于是，把经典著作译成大家习惯的当今文字，使经典中的智慧得以普及，是一件值得赞扬的好事。柏杨花了很长的时间，很大的功夫。把《资治通鉴》译成白话文，对于社会文化的提升与进步，绝对有其贡献。第二、由于柏杨不是历史学家，历史学的素养十分浅薄，他的《资治通鉴》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实在有着不小的距离。阅读《柏杨版资治通鉴》的收获与阅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得收获必然很不相同。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读了柏扬的这部书就等于读过《资治通鉴》。

        柏杨把这整部《资治通鉴》译成白话文，我们能说他的历史学的素养十分浅薄吗？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他做过历史学的工作，我怀疑他是否知道历史工作的基本规矩，至少在他开始翻译的时候他是完全不懂的，而他译完了整部《通鉴》之后，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并无改变，可知他还是不懂。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儿童开始学历史，老师教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分开现在与过去，不要把过去与现在混在一起，不要认为过去的人和现在一样，也不能要求古人具有现代的想法。柏杨在他译的白话通鉴中一再用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来批评过去的政治，实际上就是对于现在与过去的划分欠缺理解。

        我觉得，柏杨对于《通鉴》的记载，也就是这部书的文字的含义不能清楚掌握。记得柏杨通鉴刚刚出版，香港中文大学一位退休的教授，也是新亚早期毕业的前门高弟孙国栋先生就写过一篇文章，详述柏杨翻译上的错误，我印象是相当的多，而且并不是很难的地方也译错了。这篇文章似乎是登载在创刊未久的《历史月刊》上。我再举两个例子也来谈谈柏杨的程度。《通鉴》起于三家分晋，司马光接着写了一篇很长的《臣光白》，强调名分的重要，其中讲到君臣之际的时候说道：

    《春秋》抑诸侯，尊王世，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虐，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

        司马光的这段话是宋儒的一般观念，君臣犹如天地，人世社会必不可无，但君与臣却各有本分，君若不君则臣可不臣，桀、纣，汤、武就是显例。柏杨未能理解，他在〈柏杨曰〉里这样写：

       司马光先生这位儒家学派大师，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中，没有民主观念，更没有人权观念，只有强烈的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奴性。他要求的是，人民必须安于被统治的现状。盖官位不可改变，名份不可改变；君王永远是君王，人民永远是人民，夹在当中的司马光先生所属的士大夫阶层，永远是士大夫。

        柏杨说司马光没有民主观念，更没有人权观念，并没有错，但是，生活在十一世纪的司马光没有二十世纪人们的观念，也是极其正常的事。至于说他「只有强烈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奴性」，认为「君王永远是君王，人民永远是人民」，这绝不是司马光的观念，是柏杨强加在他身上的说辞。

       还有一个小例子。三国时代，孙权认命顾雍为丞相，《通鉴》卷七十记述顾雍的为人：

         雍为人寡言，举动时当，吴王常叹曰：「顾君不言，言必有中。」至宴饮欢乐之际，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见之，是以不敢肆情。吴王亦曰：「顾公在座，使人不乐。」其见惮如此。……时访逮民问及政职所宜，辄密以闻，若见纳用，则归之于上；不用，终不宣泄；吴王以此重之。然于公朝有所陈及，辞色虽顺而所执者正；军国得失，自非面见，口未尝言。

        这一段记述相当生动精采，文字难度不高，柏杨译的白话文本就有两处值得商榷。他译「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见之，是以不敢肆情」为：

      左右唯恐孙权酒后有什么失礼的举动，可是顾雍却坚持非晋见不可，是以孙权不敢特别纵情肆意。

           按：恐怕喝多了酒，举止言行失态而不敢开怀畅饮，尽情欢乐的是朝中大臣，即左右之人，而不是孙权。柏杨所译不妥。又：「军国得失，自非面见，口未尝言」柏杨的译文是：

        军国大事的得失，除非亲眼看见，绝不批评。

 　　也是明显有误。「面见」指顾雍当孙权的面，只有在孙权的面前才讨论军国大事的利弊得失，其它场合他绝口不提，国家机密也就不会外泄。我曾经把柏杨白话文的《通鉴》和古文《通鉴》对读过几个地方，像上述的错误或不妥几乎拈手即来，也就没兴趣再对读下去。总的印象是前面错得很多，到后面颇见改进。为什么并不深奥的古文，柏杨译的白话文可以错得那么多，那么离谱呢？鼻杨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平时自己在史学方面下的功夫也不多，所以，开口便错。不信的话，请您一读第一篇「柏杨曰」的第一句话，就可以看出他对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的基本情势全无理解。另外，他在序言中说：「文言文最大的特征是，前言不照后语，前言在东，后语忽然在西，难以连贯。古典堆砌，意义混淆。」我想，稍稍理解文言文的人都不会同意他的批评，这两句话也充分反映柏杨的文言文能力，要将《通鉴》译成白话文，并不能让人放心。

        我觉得，读《资治通鉴》，从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是一种高雅的、丰厚的、和温润的感觉，一如宋人的学风与文风。读柏杨译的《通鉴》，则处处可以感到一种激情、锋利但又轻浮的味道，就像读柏杨杂文时的那种感觉。我认为，柏杨的白话文版没有把《资治通鉴》的「神髓」传达出来。何以如此呢？我的解释是，柏杨读《通鉴》的方法不正确。第一，他不虚心。整部书中，他攻击君主制度、儒家学者可谓不遗余力，专制、腐败、浅陋、奴性等等字眼不断出现，可见他的心中早已有了定见。他译《通鉴》，除了要把现代读者难懂的古文译成容易阅读的白话文之外，同时也要藉翻译之便来宣扬他自己的一贯主张。第二，他没耐心。翻译不只是阅读，一些基本功夫还是要下，先要把每个时代的主要发展，重要制度等等弄清楚，要大量阅读现代人的著作，也要翻查一下正史，找出温公取材的出处。这些，柏杨都没有做，他在翻译的过程中，是不是很有耐心，好好地读读胡三省的注，我都怀疑。第三，他太粗心。胡三省的注柏杨大概不会不读，但有的地方胡注写的很清楚，怎么他的译文弄错了呢？我想主要是柏杨不够用心，没有仔细用心地阅读。柏杨文中错误的主要缘由就是他在阅读的时候，没有设身处地，神入其境，没有把《通鉴》中的记载在心中再现一遍，勾勒它的图像，感受它的情势。他大概受到定期出书的压力，在有限时间的催促下，只能急急忙忙地把字面的意思用白话改写，错误与不妥也就在所难免了。

讲到这里，让我想起傅雷谈翻译的几句话。他说：「事先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由为要着。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著（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侈译。」（〈论翻译书〉，《读书》第三期，一九七九年六月，页一二零）尽管傅雷谈的是从外文译为中文，不是从文言文译成白话文，但翻译的道理应该是一致的。。这个道理在柏杨所译白话《通鉴》中似乎未被严格遵守，否则也不会出现为数可观的错误与十分不妥的评论。

既然《柏杨版资治通鉴》有不少缺点，我们该不该读呢？我认为应该读，读它总比不读好。只要不要以为读了柏杨版就等于读过《资治通鉴》，我特别希望读过柏杨版的朋友一定要读一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尝一尝读《通鉴》的真正滋味。

（民国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封神榜之外的群英谱--漫谈其它名将 zt

二次大战中军事指挥艺术高超的名将还有很多，如果只数7人，那就是上面佩服的"3个半"和不佩服的两个半。再顺便谈谈其它一些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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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曾经把朱可夫列为不佩服第一，其实朱可夫的指挥风格，是代表一批苏军元帅的。朱可夫是其中最典型，地位也最高的。在他们当中有很多共同点，也有不同，顺便聊聊。

我手边的苏军资料决不少于英美德，而且喜欢好几本书对照来看，为的是尽量不受写作者立场的影响。第一手资料大致是回忆录和传记，和一些部队的队史。回忆录大致有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什捷缅科，科涅夫，麦列茨科夫，巴格拉米扬，还有一些集团军级将领的，如崔可夫，格列奇科，罗特米斯特罗夫，别洛鲍罗多罗夫等人。第二手资料是一堆非当事人写的战史，以"苏联军事大百科全书"为代表。苏军元帅的回忆录，一般来说，史实讲得非常详尽，术语也很准确，是全面了解作战过程的好材料。但是行文过于严肃，一般军事爱好者不容易有耐心细读下来。

苏军自1935年第一批授予5人元帅军衔，其中3人死于大清洗(叶戈罗夫，布吕赫尔，图哈切夫斯基)，剩下的两人(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在二战中的表现极为糟糕。 布琼尼其实更适合当一位勇猛的骑兵师师长。由于苏联内战与二战不可比，资料也不全，很难推断死去的3人的军事水平。布吕赫尔元帅曾来中国作孙中山的总军事顾问，化名加仑将军。外界对图哈切夫斯基的现代化作战理论评价很高，可惜历史没有给他证明的机会。

朱可夫在战争爆发时是总参谋长，大将军衔。在他前面，比他资格老，先封元帅的还有3个：铁木辛哥，沙波什尼科夫，库利克。铁木辛哥在战争初期表现不佳。沙波什尼科夫是旧俄军留用的专家，他的"军队的大脑"一书是苏军司令部参谋部工作的指南，但二战期间身体不好，只断断续续地担任或代理了一段时间总参谋长。关于鲜为人知的库利克，我以前曾经有专文作传，就不在这里多说了。战前苏军军衔在元帅以下不叫将官校官，叫一级集团军级，二级集团军级，军级，师级，旅级，这都是军衔称谓，不是实际职务。象国防部长(叫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晋升元帅以前就是一级集团军级，相当于大将。

二战中成长起来的中坚将领以朱可夫为代表，无论战功，地位(他是唯一的大本营副最高统帅)，朱可夫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元帅，战时得到斯大林的完全信任(除1941年基辅战役力主撤退，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外放预备队方面军，指挥叶利尼亚突出部之战时，失宠了一个极短时期以外)，但战后似乎斯大林有意抑制他的地位和影响，在他结束驻德国占领军统帅的任务回国时，斯大林任命他担任陆军总司令。苏军体制，陆军总司令地位低于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再不久，就公开批判朱可夫，贬到军区当司令去了，直到斯大林逝世。

其它元帅，从苏联公开资料排名显示，大致上华西列夫斯基排第二位。他也曾在战争初期任总参谋长，后来是和朱可夫同样，担任最高统帅部代表，指挥主要方向上的几个方面军作战。他崭露头角是和朱可夫一起制定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计划。他的回忆录毕生的事业，写得很详细，语气也很诚恳。我觉得华西列夫斯基的颠峰之作，不在斯大林格勒或是库尔斯克或是波美拉尼亚战役，而是对德战争结束后指挥3个方面军对关东军作战。评价远东战役，关键不在于日本关东军的战斗力当时已经如何低下，而在于苏军整个战局计划组织中表现出来的决心、主攻方向的选择、不停顿突进的深度。这一战摧枯拉朽，气势如虹，可以说是苏军积累4年东线战争经验而形成的苏式进攻战的最高体现。相信假使60年代中苏全面开战的话，苏军也就是这一套，不会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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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元帅大概是科涅夫。他从莫斯科战役担任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司令之后，一直是方面军司令。我认为他是苏军中的最佳方面军级指挥官，柏林战役的表现甚至超过朱可夫。梅列茨科夫元帅虽然在朱可夫之前当过苏军总参谋长，战争中又当过大本营代表，资历远高于科涅夫，但是远处于北方非重点战场，战绩没有那么显赫，所以战后各种资料中的排名地位还没有科涅夫高。

第四是罗科索夫斯基，莫斯科战役作为集团军司令一战成名，斯大林格勒战役就是他承担围歼德第六集团军的任务，此后一直是仅次于科涅夫的，斯大林所信任的方面军司令。对德战争结束，胜利大阅兵时，阅兵首长是朱可夫，阅兵总指挥是罗科索夫斯基。

苏军元帅根本没有排名，不象中国。以上4人是我根据苏联资料提到他们时的一般顺序，还有战绩，地位，斯大林的信任程度排的，不是官方排名，但基本反映事实。

其它方面军司令就不相上下，很难排出高低了。其中瓦图京是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科尔松诸战役中和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不相上下的方面军司令，才华很高。可惜在视察前线时遭遇反共游击队阵亡了，死时军衔是大将。斯大林很倚重他，但是似乎不喜欢他。斯大林格勒和科尔松两次合围战，在最后清理包围圈之前，大本营下令调整部署，调他去负责对外正面，把对内正面交给罗科索夫斯基。瓦图京很觉得委屈，朱可夫在回忆录里也为他抱过不平。战争中后期的方面军司令员中，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也死在战争结束之前，是在东普鲁士重伤身亡的，很年轻。

谈到所佩服的二战名将，肯定有人跟我提巴顿。巴顿是我年轻时最崇拜的，多半是因为那部电影的关系。但我对他军事上的评价不如上面佩服的那三个半。我手边巴顿的资料也不少，除了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战争"，还有好几本权威的传记。巴顿是打机动战的高手，也是"美军斗士"(他的老上级潘兴的评价)，积极进取精神的代表。从他善于即兴指挥作战来看，他的确才华横溢。他战术理论素养不错，象林彪那样善于总结战术，这可以从他"我所知道的战争"一书看出来，那本书末尾专门有章节总结战术问题。在欧洲作战期间，巴顿向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提出过一个"必胜的计划"，可惜未被采纳。从计划本身看来，巴顿在战略层次也有非常清晰的概念。

巴顿的问题在于他是专才，不是全才。巴顿进攻时善于冒有算计的风险，但不太善于打逆风仗，尤其是攻坚。西西里战役占领巴勒莫之后向墨西拿挺进中，巴顿也没有达成决定性的突破，虽然比蒙哥马利早到墨西拿，也没有太大意义。1944年秋梅斯战役屡次攻坚不下，伤亡太大。这其中有后勤跟不上的原因，这不能怪巴顿。但巴顿命令20军军长沃克(就是后来朝鲜战争前期的第八集团军司令)不惜代价强攻，则是一个战术错误，反映了他过强的优势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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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巴顿，很多人会联想起太平洋战争的美军名将哈尔西。这两个人都是战将，快速机动作战的好手，只不过一个陆军一个海军。他们的个性也极为鲜明。美国也有人称哈尔西是海上的巴顿。但仔细观察其实大不相同。首先哈尔西能打逆风仗。瓜达卡纳尔岛就是极为艰苦的消耗战，美军一度非常危险。还有就是哈尔西是"跳岛作战"的首创者，这比他打的那些著名海战还要有价值。他的战略造诣极高，但在战术上其实比巴顿更鲁莽，巴顿战术上倒不是个莽撞人。

有评家讲"巴顿是假大胆真小心，哈尔西是假小心真大胆"，我认为非常贴切。巴顿嘴上强调进攻到了极端的地步，甚至说"历史上不知道哪个傻瓜说要注意自己的侧翼，从此以后所有的 *** 都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侧翼"。但那其实是根据美军的地面和空中优势所说的戏剧性的话。他自己该注意的时候还是很注意的。象阿登战役开始前，巴顿是美军中唯一预料到北边侧翼要出麻烦的将领，在离开司令部去艾森豪威尔处开会之前，就预先留下了3个预案，对付3种不同情况，并留出了马上可以动用的兵力。这象不象现代版的"锦囊妙计"？

哈尔西嘴上比巴顿有把门的，但做出来的事大胆多了，有时已经超出了"有算计地冒险"的范围，变成鲁莽了。1944年莱特湾海战，虽然美军整体上比日军占有压倒优势，因此而没有出大的纰漏，还是打了个大胜仗，但在不留预防措施的情况下，哈尔西就上钩北去追击日军航空母舰舰队，这在指挥上是太冒险了。还有1945年舰队空袭台湾和日本本土的作战，是个大胆而成功的行动，但是哈尔西明知有台风预报也不采取防范措施，结果舰队因台风而蒙受损失，则是他太疏忽了一点。

不过哈尔西还是美国海军的第一战将，(尼米兹不负责战场指挥)，他的回忆录"哈尔西将军的故事"常拿自己的超大号脑袋自嘲，全书写得轻松幽默风趣，是我最喜欢读的回忆录。不知有没有出中文版？美国海军1944年底授予李海(总统参谋长，相当于现在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金(海军作战部长兼美国舰队总司令，相当于陆军的总参谋长马歇尔)，尼米兹(太平洋战区兼太平洋舰队总司令)3个人海军五星上将军衔。这3个人论地位资格都不可能不在哈尔西前面。1945年授予哈尔西海军五星上将军衔，他是获得这一军衔唯一的战场指挥官。

提到哈尔西，不能不提斯普鲁恩斯。斯普鲁恩斯和哈尔西交替指挥太平洋美军主力舰队，是尼米兹手下的左膀右臂。哈尔西指挥时叫第三舰队，斯普鲁恩斯指挥时叫第五舰队。他们手下指挥航空母舰，战列舰，两栖部队的指挥官，也基本上是两套班子，但区分不那么严格。尼米兹本人和波特教授合写的"大海战"(有中文版)一书中把这比作"换车夫不换马车"。斯普鲁恩斯也是美国海军名将，是中途岛海战，菲律宾海战诸战役的胜利者。我评论他的指挥风格有点象林彪，在"有算计的冒险"中，是属于更精于计算，运筹帷幄，但大胆冒险不足的那种。他对作战目标的先后顺序有很清晰的概念，头脑冷静，中途岛最后一幕不追击的决定他是作对了，但菲律宾海战中不主动出击，则是丧失了一次全歼联合舰队的好时机。总之他的个性与哈尔西相反。是哈尔西本人在回忆录中第一个提出"如果是我来指挥菲律宾海战，而斯普鲁恩斯指挥莱特湾海战就更好了"。后来的评家大多同意。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是哈尔西指挥菲律宾海战，那么大概就不会有莱特湾海战了，联合舰队恐怕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我并不认为斯普鲁恩斯比哈尔西差。我所谓"有算计的冒险"，本身已经超出了军事作为科学的范畴，实质上是个度的把握，已经属于艺术的范畴。它和"鲁莽"，"过于谨慎"本身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甚至也不能以战绩结果来判定是否合适。将领们不可能仅通过后天学习做到，而是与各人的经验，悟性，和性格有关系，是个不可言喻的境界，非天才不行。所以评判者也都可以有自己的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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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认为以斯普鲁恩斯的地位和战功，没有获得五星上将军衔有点冤枉。其实他凭资历比哈尔西还差一点。哈尔西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就是海军中将，指挥太平洋航空母舰舰队，斯普鲁恩斯是海军少将，指挥为航空母舰护航的巡洋舰分舰队。如果不是哈尔西在中途岛之前，皮肤炎急性发作，还轮不到斯普鲁恩斯来指挥。哈尔西幽默地说自己当时的求战心情，是真正的"ichy for fight".

瓜达卡纳尔岛之战胜利后，哈尔西已经被提升为太平洋战场除尼米兹之外唯一的海军上将。这是破例的奖赏，因为那时美国海军惯例，除现任海军作战部长和两洋舰队总司令以外，没有人能有四星上将军衔，所以一个战区只有总司令一人是海军上将，就连卸任的海军上将也要降回自己的永久军衔。所以哈尔西是当时除李海，金，尼米兹，斯塔克(大西洋舰队总司令)之外第五位上将。在战功相等的情况下，哈尔西当然比斯普鲁恩斯优先封帅。

其实尼米兹和哈尔西都为斯普鲁恩斯争取过五星上将军衔。美国国会最终给了斯普鲁恩斯一般上将地位没有的特殊待遇，只有五星上将可以拥有，好象是可以终身不退役或者终身享受相同的薪金。但斯普鲁恩斯最终没有正式获得帅位。他在战后退役担任驻日本和菲律宾的大使。

后记

既然是佩服和不佩服，就完全是个人好恶，没有什么客观性。个人有自己的评价标准，没有对错之分。但是请不要误解，佩服的不一定就比不佩服的强，谁能说冲虚道长就强于左冷禅呢？至于这些名将在历史上的地位，正史有定评，无需我们操心。

我在文中第三位不佩服的，跟古德里安对应的位置，我空缺了。因为我实在找不出其它的将领，值得我整个地"不佩服一下"。我曾经考虑过德国海军的邓尼茨，美国的布莱德雷和史迪威，甚至日本的山下奉文，英国的亚历山大，但要么觉得资料不足，还没有形成太鲜明的看法，要么觉得他们的份量还不够和上述人比肩。宁缺毋滥，就此止步吧。

点评二次大战名将中最佩服和最不佩服的三个半 zt

第一人，最强中的最强--曼施泰因元帅与朱可夫元帅

"笑傲江湖"中任我行纵论天下武林，臧否人物，有"最佩服和最不佩服的三个半"之说，不但见解精到，豪气干云，而且提法新颖，因步其韵奉和，来评一评二战天下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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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是曼施泰因元帅。二次大战中德国名将如云，但我认为他的指挥才能是最全面，最出类拔萃的。曼施泰因出身军人世家，生父和养父都是德军少将，本身是总参谋部军官出身，在德军指挥参谋系统中受过完整的军事理论培养。在战前曾担任陆军总参谋部军需总监。(德军各级参谋部的军需总监 first quartermaster 实际上是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这是德国总参的传统)。

曼施泰因除了战役指挥艺术以外，还有极高的战略天赋，这使得他高于德军其它优秀战场指挥官，而可以与伦斯德(又译龙德施泰特)元帅，博克元帅这一级别的元老相比肩。事实上他在当时就被同僚认为是德军中的 "战略天才"，这在将星云集的德国军界是极高的荣誉。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评论说他"对作战的可能性独具慧眼"。

最能体现他战略水平的是法国战役的"曼施泰因计划"。整个法国战役都是按照这个计划为蓝本执行的。我的评论是这个计划具备了优秀计划的一切要素。首先是简单。好的计划从不试图预言一切情况，而是简单明了，击中要害。计划越复杂，执行时容易出的差错越多，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就一再犯这个毛病。其次是有针对性，针对盟军的战略部属。第三是出其不意，把主攻方向从北方的B集团军群转到A集团军群。不要认为这没什么了不起，因为这就要求主攻装甲部队穿越密林覆盖的阿登山地，而当时坦克部队从来没有尝试过在这种地形突破。而且突破之后主攻部队的南侧翼完全暴露，这里赌的就是法军主力已经在北方穷于应付，南方则被钉死在马其诺防线，没有实力攻击A集团军群暴露的南翼。这是典型的"有算计的冒险"。但是曼施泰因本人并没有作为A集团军群参谋长参与法国战役的指挥，他在开战前从A集团军群参谋长调任步兵第3军军长。

在战役战术指挥方面，曼施泰因至少创造过两次奇迹。

第一个奇迹是1941-1942年克里米亚战役。1941年底从北方集团军群第56装甲军军长升任南方集团军群第11集团军司令的曼施泰因，率军突破比列科普地峡进入克里米亚半岛，将苏联"滨海集团军"10万人围困在要塞港口塞瓦斯托波尔。苏军兵力与德军不相上下，而且占据大纵深的山岭要塞工事死守。海上苏军黑海舰队掌握着制海权，可以对德军在半岛上任何薄弱部位进行两栖进攻。这样的战役态势类似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处境。曼施泰因的优势是有加强的要塞攻城炮和制空权(负责空中支援的是第八航空军，军长里希特霍芬伯爵是德国空军第一战将，1943年晋升元帅)。经过冬季的准备之后，正当曼施泰因即将发起总攻击，苏军突然在曼施泰因背后的刻赤半岛登陆，而且登陆的是外高加索方面军全军，兵力数倍于德军。这时候曼施泰因处于屯兵坚城之下腹背受敌的绝境。但他立即以高速调兵面对刻赤半岛苏军，只冒险以少数兵力监视要塞，很快稳定局势。然后以一个漂亮的右路突破彻底歼灭兵力数倍于己的苏军，再回身突击塞瓦斯托波尔港。仅月余时间内用一个集团军，歼灭了苏军前后合围的一整个方面军又一个集团军，而且曼施泰因属下根本没有一个装甲师！整个克里米亚战役包括攻坚战，追击战，防御战，运动战各种作战样式，曼施泰因项项出众，从战役绝境中获得了一次奇迹般的胜利。他因此而获得陆军元帅军衔。要知道德军中以集团军司令身份获得元帅军衔的，除了法国战役有一批之外(克鲁格，库希勒，维茨勒本，莱歇瑙那批人)，之后只有隆美尔和保罗斯(保罗斯情况特殊，不是因为战功，而是因为希特勒想叫他自杀)。

第二个奇迹是斯大林格勒之后直至哈尔科夫的诸战役。当时曼施泰因已经是顿河集团军群司令，指挥整个东线南翼德军主力。德军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围之后，曼施泰因被希特勒紧急调来指挥新成立的顿河集团军群。他的主要使命有两项：一是为斯大林格勒解围，另一项更重要：防止整个南翼战场的总崩溃。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斯大林格勒东南方向不远是黑海海岸，罗斯托夫地区。因为第六集团军被围，德军在这个地区已经没有连续的防线，也没有部队填补这个空洞。罗斯托夫地区以东，沿黑海海岸向南，德军A集团军群远远地在高加索和苏军作战，A集团军群的补给线则完全通过罗斯托夫。如果苏军不仅仅是合围斯大林格勒，而是进而向南一步，只要占领罗斯托夫，切断这个瓶颈，就可以合围整个A集团军群。如果出现整个集团军群被歼灭的情况，那就是德军整个防线的总崩溃了。因此对曼施泰因来说，比解围更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罗斯托夫瓶颈的畅通，直到A集团军群撤出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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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苏军方面什捷缅科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一书和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的回忆录都提到，苏军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计划分"指环""小土星""大土星"(也有译天王星和土星)三个部份，其中最具雄心的部分，就是要攻击罗斯托夫切断A集团军群。凭曼施泰因手边那点兵力，则必须执行两重任务。他用手下装甲部队主力第57装甲军努力向斯大林格勒突击，开始时进展顺利，但苏军随即以马利诺夫斯基近卫第二集团军为核心的数个集团军发动反击威胁解围部队的后路，而且被围的德国第六集团军司令保罗斯不肯发动向心突击突围。当意识到无法解围之后，曼施泰因立即命令被围部队拖住尽量多的苏军，为更大范围的战略行动做出牺牲。而曼施泰因这时除了48和57两个装甲军外，只有拼凑而成的一个集团军级战斗群"霍利德特集群"可用，而且根本没有绵亘的防线。苏军小股部队甚至一度占领罗斯托夫。但是曼施泰因最终凭着这点兵力面对数倍于己的苏军保持了瓶颈的畅通，直到A集团军群平安撤回，从而稳定了战线。在这之后德军且战且退，直到1943年春，曼施泰因利用苏军攻势的动量耗尽，补给线过度延伸的弱点，突然发动反击，这就是哈尔科夫战役。如果了解当时苏军所占的兵力优势和战役态势，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大败之后居然没有导致全线总崩溃，而且还能打出防守反击，实在是曼施泰因所创造的一个奇迹。在朱可夫回忆录"回忆与思考"，华西列夫斯基回忆录"毕生的事业"，科涅夫回忆录"方面军司令员札记"中，曼施泰因是他们指名提及最多的敌军将领。这是来自敌对一方的极高赞誉。

1944年初曼施泰因被希特勒解职。

曼施泰因的战场指挥艺术可以说和伦斯德，隆美尔，古德里安不相上下。我将他列为二战名将第一人的原因有二：一是他是二战名将中最全面的，战役，战略水平上俱有惊人的杰作，打过所有类型的战役。二是他在逆境甚至绝境下创造奇迹的能力。这一点上他超过德国三大名将中的隆美尔和古德里安。单论顽强的程度，德军中只有莫德尔元帅和舒埃纳尔元帅与他相似，但这两人担任集团军群级指挥官都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在进攻战和攻坚战中表现的机会就少多了(莫德尔元帅在战争后期是德军中一柱擎天的人物，但是1941年的基辅合围战时还是装甲师师长)。

在我心目中地位同样崇高，而战绩比曼施泰因犹有过之的，是苏联元帅朱可夫。他在我不佩服的名将中排名第一。其实评述不佩服的比佩服的难得多。战争中的庸将虽然不少，但不值得我不佩服一下。要找出名将，又有真实的本领不是浪得虚名，要有超人的战绩，但还要说出不佩服的理由，实在不容易。事实上我所佩服和不佩服的第一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对等的。苏军是二战中击败德国的主力，而朱可夫又是苏军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其赫赫战功在二战各国将领中无人可比。这位从莫斯科到柏林诸大战役的胜利者，是苏军"胜利的象征"，这一点无可辩驳。朱可夫的问题在于他的作战方式。

苏军的军事学术，从二次大战历次战役中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其进攻战的思想，标准的表述是"宽正面，大纵深，多轴线的不停顿的高速进攻"。其中有几点与别国军事学术相比尤其有特色。一是兵力火力优势的累积，要达到一定比例，例如每公里正面的火炮密度等等；二是突破口的选择；三是预备队投入的时机尤其讲究，早了消耗在突破中，无法不停地突进，晚了又起不了作用。苏军杰出的将领，如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等，在战争后期指挥大兵团机动作战方面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但是这个作战方式要求积累巨大的数量优势，否则怎么能在"宽正面"上又达成"纵深突破"呢？公允地讲，这跟单纯的人海战术有本质区别，而且是适应苏军人力和资源上的巨大优势发展出来的。能够动员一切有利因素，包括物质优势，保证胜利，这也是很大的本事，一般人给你2比1的兵力和火力优势，你也不一定会运用。

但是在这种方式下，给指挥官留有的自由发挥余地不大。这里统帅所要冒的最大的风险，是削弱次要方向上的兵力以最大程度地加强主攻方向。就算敌方出其不意打击在你的次要方向上，你背后还有大本营的总预备队来填补呢。即兴发挥，或大胆冒险的因素降到了最低，胜利毫无悬念。而如果没有这种优势，就不会打仗了。美军大多数将领也有这个问题。防御战也是如此。从纯军事理论来讲，虽然攻方有随意选择进攻点的主动权，但是守方有既设防御工事和内线作战的优势，一般来讲，理论上承认防御比进攻是更强的作战方式。但苏军成功的防御战战例一般在兵力上都不弱于德军。象库尔斯克那样的战例，不算为反攻阶段储备的科涅夫草原方面军，单只防御兵力就超过德军。苏军进攻战最典范的表演，一是1944年6月"巴格拉季昂"行动，白俄罗斯攻势，二是1945年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的对日作战，都是苏联军事思想最样板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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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成功的战役大家都很熟悉，就不作介绍，毕竟本文意在评论，不在写史。和所有名将一样，成功中也有一些遗憾。例如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过于关注包围圈里的德军，未能按照更宏大的构思，彻底击溃德军整个南翼。以当时苏军的兵力优势，应该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抽调包围圈对内对外正面的兵力或预备队，可以达成这个目标，但是要冒很大风险。击败曼施泰因手下57装甲军为斯大林格勒解围的关键是马利诺夫斯基的反击，其实这还是个头痛医头的办法，如果变换马利诺夫斯基的进攻点，直接攻击罗斯托夫城，那么曼施泰因就算击破了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也于事无补，甚至可以一举围歼顿河集团军群主力，和A集团军群全部。在一月中旬，戈利科夫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击破匈牙利第二集团军威胁整个德军顿河集团军群的战略后方，本来苗头很好，可惜没有大力去发展这个态势。当然，失去这次机会的责任，应该由斯大林、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最高统帅部成员分担。可能当时苏军对实施这样复杂的战役，从士兵到统帅，都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技巧，胃口太大会冒太大的风险，而且会使局势过于复杂，难以驾驭，所以苏军最后还是专心吃掉已经被围的第六集团军，"一鸟在手胜于两鸟在林"。

战争爆发的时候，朱可夫任苏军总参谋长，对德国的突击有所觉察，但准备得不够。当然这主要是斯大林的责任，但从朱可夫的回忆录来看，他并没有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采取措施，也是措手不及。他本人不应该为苏军的溃败承担责任，但他既然坐在这个位子上，也有疏忽之咎。

柏林战役打成了伤亡惨重的攻坚战，这是由柏林的地位决定的，被围德军无处可退，作困兽犹斗，但在这场战役中，朱可夫的表现其实不如助攻的科涅夫元帅。

以朱可夫的赫赫战绩，和极高的军事指挥造诣，他能够和曼施泰因并列，在我不佩服的人里排名第一。这里没有丝毫贬低的意思，只不过欣赏角度不同。象他这种始终不给对手一点机会的完胜，在苏联的物质条件下是最有效的方法，只是不为我个人所欣赏罢了。就好比围棋中的石佛。纵然李昌镐是围棋天下第一人，我还是更欣赏"妖刀"和"宇宙流"的艺术境界。二战中德国和苏联的陆军是最强的，而曼施泰因和朱可夫又是这最强中的姣姣者。

第二人，日不落的骄傲--坎宁安元帅和蒙哥马利元帅

第二位我最佩服的是英国海军元帅坎宁安。这也是个奇迹创造者。二战中坎宁安担任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在1940年法国投降以后，英国地中海舰队就必须独自面对轴心国的全部压力。地中海周围是个陆环海的形势，意大利拥有本土基地在地中海中心的优势，海军先后拥有8艘新型战列舰。而德军则拥有优势的空中力量和潜艇部队。英国在地中海有两支舰队，一支是驻直布罗佗的K舰队，一支是驻埃及的地中海舰队，由坎宁安指挥。地中海舰队孤悬海外，补给都要靠从英国绕过南非运过来。又要负责整个东地中海地区，包括希腊，北非，马耳他，甚至中东。坎宁安手中除了巡洋舰驱逐舰舰队以外，主力只有"伊利莎白号""厌战号""巴勒姆号"几艘新旧不一的战列舰，和"光辉号""无畏号"航空母舰。无论地理上和海空兵力上都处于绝对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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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坎宁安想的不是尽量减少有限兵力的损失，而是进攻，通过进攻，打破敌人的平衡从而自保。其中奇袭塔兰托是他的经典之作。塔兰托是意大利本土的军港，意大利主力舰队停泊于此。坎宁安率主力掩护航空母舰夜袭塔兰托，一举瘫痪了意大利整个战列舰队，而且从心理上镇摄了敌人，弄得意大利海军再也不敢和英国主力舰交锋。这一战远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开世界战史运用航空母舰袭击对方军港之先河，无论其决心的大胆，计划的创意性，实施的周密都是经典之作。

随着德军大规模介入地中海，德国的空中优势和潜艇优势逐渐显现。在丧失制空权和随时面临潜艇威胁的条件下，坎宁安仍然坚守地中海孤岛马耳他，遮断意大利到北非的海上运输线，这无异于虎口拔牙。在英国陆军从希腊和克里特岛撤退时，他派舰队冒着德军的空袭把陆军撤出来，虽然舰队损失惨重，但圆满完成了救人的任务。坎宁安在地中海战场的胜利是个真正的奇迹。随着盟军在地中海战场的节节胜利，尤其是轴心国北非装甲集团军群1943年投降，地中海海战平息下来。当盟军登陆意大利本土的时候，意大利投降，其舰队在旗舰 "罗马号"的率领下驶入马耳他港向英军投降。这是对坎宁安的最高奖赏。这之后，坎宁安奉调回国，升任第一海务大臣(the First Sea Lord,)，并受封子爵。

我佩服坎宁安，一是因为奇袭塔兰托的创意性，远高于奇袭珍珠港，是战史上的第一次，是"有算计地冒险"的典范(这是我评价军事艺术的最高标准)。二是因为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英国海军三百年的斗争精神。就象英国人自己说的，一个国家可以在短期内装备一支现代化的舰队，但永远没法给它灌输几百年熏陶出来的进攻精神。论海战战绩，美国的尼米兹，哈尔西，斯普鲁恩斯都比坎宁安高。但指挥艺术和顽强精神我还是更佩服坎宁安。英国海军舰艇任何时候都是主动求战，不管己方处于什么样的劣势，甚至一艘驱逐舰也敢向两艘德国主力舰进攻(挪威海战)。到后来德国意大利海军的水面舰艇在海上占优势的时候，都要避开英国军舰。这不是个别人的勇敢精神，而是英国海军普遍的精神，坎宁安无愧是英国海军3百年来，由德雷克、圣文森特、纳尔逊等历代名将为代表的的军事传统的又一代继承者。

曾有网友谓，评论将领也得看对手，这话没有错，尤其是意大利军队绝对是二战中(也许是历史上？)最没有战斗意志的军队。但是我佩服坎宁安，主要倒不是因为他的战绩。面对空前恶劣的战略和地理态势，表现出真正的意志力，而且闪现出象塔兰托那样的智慧火花，这才是力量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说实在话，那种战略态势之下，如果对手有比意大利人高一点点的意志和技巧，那么不要说坎宁安，就算汉尼拔复生，凯撒再世，也无能为力。

与坎宁安相对，我不佩服的第二位是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蒙哥马利的回忆录不止一部，分阶段描述他在二战中的经历。蒙哥马利决非庸才，所以才能在我不佩服的人里排名第二。

蒙哥马利是阵地战的高手，有点象"拿破仑的终结者"英国惠灵顿公爵。他对作战的目的，步调有极清晰的概念，但也容易固守这个概念不知变通。这一点又有点象斯普鲁恩斯。巴顿在西西里战役中改变计划，冲向巴勒莫，再回身取墨西拿的即兴行动，蒙哥马利和巴顿易地而处是决作不出来的，因为墨西拿才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当然巴顿有原定进军道路被蒙哥马利占了的原因，但即使如此，蒙哥马利换在巴顿的位子上还是作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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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马利在诺曼底登陆后没有及时占领卡昂城，而是改为"在卡昂附近回旋"，吸引德军主力，以便美军在南翼达成突破。包括巴顿，布莱德雷在内的盟军将领都说，这是蒙哥马利为他无能攻占卡昂所找的借口。我确实相信，即使蒙哥马利真想占领卡昂，他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借口也好，应变计划也好，确实不失为上乘的变招：德军主力和全部的装甲部队都集中在英军周围，美军在7月份发动"眼镜蛇"作战，突破德军防线，达成了突进。应该公允地讲，蒙哥马利是战略上和阵地战的高手，连隆美尔也承认这一点。

蒙哥马利的问题在于他缺乏把突破变为突进的魄力，在这个问题上总是过于谨慎。有时即使有了巨大的优势，他能突破敌人防线，但不能决定性地消灭敌人，而是把敌人向后推。象阿拉曼战役以后，和"市场-花园"作战(即电影"遥远的桥")就是如此。在这一点上，他与朱可夫无法相比。所以我把他列为第二位。巴顿很看不起蒙哥马利，不过蒙哥马利对巴顿本人倒没什么恶意，只是把他们之间的竞争看作是事业上的竞争。

蒙哥马利的指挥风格从"有算计的冒险"这个角度，是我极不佩服的一位。这里有他个性的因素，也有客观环境因素。尽管在他的战役中，一般都享有极大的兵力优势，但英国毕竟和苏联不同。英国有好几条战线，而又没有美国苏联那样无止境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经不起大的损失，所以蒙哥马利必须把每一步行动都经过精心策划，务求把损失降到最低。就好象一个穷家庭，给了儿子很多钱让他出去闯荡，这个儿子自然就会格外珍惜这些钱的。

第三位，理论家与实践家合一的古德里安

我最佩服的第三位是德军上将古德里安。前面曼施泰因和坎宁安，可能人们知道的少一些，所以我对史实作较详细的介绍。而古德里安则广为人知，许多军事爱好者可能都看过他的回忆录"闪击英雄"。我佩服他是因为他的全面。

古德里安在德军中绰号"火爆汉斯"，但却也是个坐下来能拿起笔的理论家。我读过他的理论著作"注意，坦克来了！"，还有隆美尔的理论著作"步兵进攻"。虽然书不长，但战场上的名将能文能武的确实不多。现代坦克战理论不是古德里安发明的，公认的版权属于英国的两位历史学家兼军事理论家富勒和利德尔-哈特。前者的"世界军事史"和后者的"在山那边""间接路线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都是权威著作。但他们都不是战场指挥官。而古德里安是德国最早研究坦克战理论的军人之一，也是最早付诸实践的先驱。而且他是通讯军官出身，对坦克集群的通讯联络协调，坦克和炮兵，工程兵，步兵混合编组及协调，空地配合都有他独创的贡献。要知道闪击战不仅仅是集中坦克而已，各兵种以坦克为中心的混编协调才是它的神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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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里安作为战场指挥官，在第19装甲军军长，装甲集群司令，第二装甲集团军司令任上参与了波兰战役，法国战役，对苏作战初期的基辅，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莫斯科诸战役，所取得的战绩就不细谈了(其实我评价军事家主要并不依据战绩，而是依据我对其军事艺术造诣的看法)。但他突出于其它人之上的仍然是他的全才。

1941年底莫斯科战役被希特勒解职之后，古德里安赋闲了一段时间，随后复出担任装甲兵总监。这是个监督装备生产，编组训练装甲部队的行政工作，他居然也能干得很出色。1944年7月20日谋杀希特勒事件以后，古德里安出任德军陆军总参谋长，这个职务实际上相当于协助希特勒指挥的东线总司令(不负责西线事务)。直到他1945年战争快结束时第二次被解职，这段期间是德军最绝望的时候，已经临近总崩溃。古德里安在这段时间充分表现了顽强抗争的精神(不管是对苏军还是对元首)和参谋部工作的素质。此人能文能武，很不简单。被解职后回到家里作了美军的俘虏。战后又成为北约的主要军事战略家。

佩服一半--是麦克阿瑟还是隆美尔？

以上是我佩服和不佩服的。还有美国的麦克阿瑟得我佩服一半。为什么只佩服他一半呢？倒不是因为他打的败仗。我点评天下豪杰，并不以成败论英雄，却是有另外的原因。

麦克阿瑟出身将门，父亲老麦克阿瑟是1898年美西战争中的名将，曾任驻菲律宾军事总督。一战前后好几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是他的门生，这让小麦克阿瑟在仕途上得益不少。麦克阿瑟本人少年早慧，在西点军校的4年里有3年名列第一，毕业的时候还是学员队长(大概相当于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吧)。据说西点军校校史上毕业时既是第一名，又是学员队长的，只有3人而已。一个是麦克阿瑟，还有一位没有在军界闯出名堂，再一位就是南北战争时的南方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李也是被美国人视为军事天才的人。大多数名将早年在军校的成绩都不怎么样，少年早慧倒是不多。

麦克阿瑟的军事才华集中体现在一个"奇"字，出奇制胜是他成功战例的特点，也是我佩服他的原因。换句话说，美军陆军将领中善于"冒有算计的风险"的不多，只有他和巴顿比较突出。太平洋战争中，"跳岛作战"是他的拿手好戏，这反映了他在战略概念上的冒险和创新。"跳岛作战"的版权至少有一半属于麦克阿瑟，还有一半是哈尔西和布朗宁(哈尔西的参谋长)的。这种战略充分发挥己方的海空机动优势，既减少伤亡，又让大批日军无用武之地，加速战争胜利的进程，可以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朝鲜战争中的仁川登陆则是麦克阿瑟在战役层次上指挥艺术的颠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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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法讲仁川登陆之前，雷英夫曾准确地预言了这个行动。这个说法有好几个版本。我认为其实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笔者曾在海湾战争"沙漠军刀"作战开始前三个月就准确预言了美军的主攻方向，作战样式，辅助方向， 当年我南开大学寝室里好几个同学都知道，但总不能说笔者比施瓦茨科普夫更高明吧？因为旁观者和下作战决心的当事人不同：旁观者第一不需要承担冒险失败的后果，好比每个人都可以在平地上走一条半米宽的小道，但极少有人敢在万丈深渊边上又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这么做；第二旁观者很可能不掌握全面的情报，无法对收益和风险作全面评估。

事实上从朝鲜半岛的地理，仁川的位置，战场形势，和美军驻日本的后备兵员看，预言仁川登陆是很简单的事。相信许多网友都能做到。但是如果对登陆战这一作战样式的脆弱性，对仁川的潮汐水文资料有更深了解，就马上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朝鲜方面对仁川的潮汐水文无疑很了解，美军要登陆当然也很了解，这就是为什么整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反对仁川登陆，而朝鲜方面也不重视中国警告的原因。十年前我了解的雷英夫预言的最初版本，是说毛泽东听了雷英夫的汇报之后，当即问他和总理，总参有没有更详细的仁川地理水文资料，雷英夫答不上来，表示要回去作更进一步的研究。这才是关键所在。麦克阿瑟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明明了解这些不利条件，了解必须承担的风险，和所有人的反对，但他利用了对手心理上的弱点，不顾一切反对意见而去冒这个险，最终获得巨大的成功。这其中体现出来的勇气，智慧，和自信都是超人的。以美国的军事优势，换别人指挥要击败朝鲜人民军都不难，但麦克阿瑟如此胜法，却是太漂亮了。

除了军事指挥艺术，麦克阿瑟还是出色的教育家和军人政治家。他在二十年代是西点军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他担任校长时正是西点军校经历大变革的时代，他给军校带来的活力和进行的教育改革到现在还有深远影响。日本投降以后，麦克阿瑟作为盟国占领军最高司令，实际是日本的太上皇。他对日本进行彻底的现代化改造，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从选举权到新宪法。虽然此人反共而且改造的是中国的世仇日本，单就他的工作而言，我必须承认他是个出色的政治家。

但是我只佩服他一半，因为他的弱点也和他的天才一样明显。他打过不少本可以避免的败仗，象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的空军被日军奇袭毁在地面上，象朝鲜战争第一第二次战役。我说过不以成败论英雄，但这些败仗与德军的失败不同，德军的不少败仗是因为战略上和资源上的劣势而不可避免的，所谓"无力回天"，但麦克阿瑟的这些败仗是本可以避免的。我不因此而认为他是个糟糕的将军，因为所有这些败仗不是水平问题，而是同一个原因：心理问题。麦克阿瑟过于自信，自信到狂妄的地步，所以往往轻视对手，所有这些败战只有一个原因，轻敌。反过来，他开始重视对手时，往往又有天外飞仙似的妙手出现。他的出身，教育，经历决定了他的优越感和自信。他对荣誉有中世纪骑士式的渴望。麦克阿瑟是美军将领中获得勋章最多的一人，也不吝惜给手下的人以荣誉。在他的回忆录中每次作战之后都有长长的注解"我按以下的顺序嘉奖我的部下"，这在所有将领的回忆录中绝无仅有。尤其是登陆菲律宾，是他那种军事浪漫主义的产物。登陆菲律宾的战略必要性可以讨论，但我个人认为还是不如登陆台湾对整个战局利益更大。以上这些都造成了他的个性弱点，进而影响他的判断力。所以我只佩服麦克阿瑟一半。

其实我在思考这半个名额的时候，在麦克阿瑟和隆美尔之间犹豫了很久。许多人都了解并崇拜隆美尔，我也是。隆美尔虽然没有留下回忆录，但他大量的书信文件披露了他思考决策的第一手资料，战后由利德尔-哈特这样的军事理论和历史名家编纂成书("隆美尔书信文件集"有中文版)，还有他的参谋长斯派达尔，拜尔莱因，作战处长梅伦廷这些人的回忆录，再加上戴维。欧文这样名历史学家作的传记。这些书我手边都有，相信网友们也看过不少，所以不想再作介绍。

隆美尔大概是唯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获得德国最高军事勋章的将领。顺便说一句，二次大战中德国的最高军事勋章是"带钻石，双剑，橡树叶的骑士级铁十字勋章"，陆军元帅中只有隆美尔，莫德尔，舒埃纳尔获得过。难得的是他本身不是总参谋部军官出身，也不是装甲兵或骑兵出身，而是步兵，他的理论著作"步兵进攻"在战前就很流行。在法国战役前担任第七装甲师师长是他生平第一次指挥装甲兵，上任前还有些心虚，特意去请教装甲军军长施密特如何指挥坦克战。但他以后就以坦克战专家在青史留名，的确是个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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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根据他在法国战役和北非战役中的表现，隆美尔完全可以列名在我佩服的3个人之中。但他有他的弱点，就是在绝望的大形势下不够顽强。战役层次上，西迪拉杰格，卡塞林这些战役中他表现是够顽强的，但当总的战略形势完全绝望的时候，他容易丧失信心，宁可期待机会卷土重来，没有象曼施泰因，莫德尔，舒埃纳尔那样"知事不可为而为之"的气概。究其原因，我觉得隆美尔是太聪明了，大凡聪明人都不够顽强，不愿意出苦力，所以"射雕"中的郭靖，"阿甘正传"中的阿甘这类笨人反而能成大器，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隆美尔也不例外。象曼施泰因这类天才又够顽强的，是人类中的异数。所以我评价曼施泰因高于隆美尔。

隆美尔能得我佩服一半。但我数"3个半"时最终选了麦克阿瑟，其实是因为非军事因素。一方面麦克阿瑟在教育、政治上的成就更大，另一方面我觉得已经有曼施泰因，古德里安，自己佩服的德国人也未免太多了。再有就是我的私心：可能是我看的武侠小说多了，我对于少年得志，雄姿英发，又充满贵族气质的将领总是充满心仪。象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麦克阿瑟都是这个类型，所以我取麦克阿瑟而舍隆美尔。网友看到此处，敬请一笑而已，千万不要跟我较真啊 ^-^

山本五十六--只得我不佩服一半

最后一位是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元帅"。日军没有元帅这一级正式军衔，元帅是天皇授予资深而又战功卓著的大将的荣誉称号，正式称谓"陆军/海军大将某某元帅"。有点象"军事参议官"，但是更稀有。山本五十六是死后被追认元帅的。

实际上山本五十六只得我不佩服一半，算半个。山本五十六的战略眼光，冒险精神，和组织能力很值得欣赏。他是日军将领中少数几个清楚与美开战必败的人之一，而且从不隐瞒这个观点。按说以他早年担任驻美武官，和国际裁军谈判日本代表的经历，有此预见毫不出奇。但要考虑到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环境，和日军"下克上"的造反暗杀传统，能坚持清醒的意见着实不易。山本五十六差一点因此被暗杀，以联合舰队司令官的身份上舰办公，也是为了人身安全起见。他还保护了同为主和派的井上成美中将等人。

珍珠港作战是非常大胆的计划。我认为出奇之处倒不在于创意新奇，因为坎宁安在奇袭塔兰托的时候就已经证明了可行性，那才是创举。珍珠港作战在于它的难度比塔兰托大。最主要是要不知不觉地穿越北太平洋那么长的距离，避过美军的侦查。最大的难度是组织工作，包括鱼雷定深这样的技术细节。日军为解决各种隐蔽和轰炸的技术难题，模拟训练了好几个月，把一切困难都想到了。山本五十六抓细致工作是很行的。这一点不值得佩服，但是也很难能，所以能让我不佩服一下。但也因此，他在制定中途岛战役计划时想得太多了。珍珠港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笔者去珍珠港参观过，白色的水中纪念碑下面，至今还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亚历桑那号"战列舰浸在水下的甲板残骸。但随后的中途岛海战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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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岛战役集中体现了山本五十六指挥上的局限性。此战失败有很多原因，象密码被破译，前线指挥官南云忠一的错误，都不能怪山本。还有许多碰巧的战术偶然因素，象美军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失散，鱼雷机无意中以自己的牺牲换来俯冲轰炸机发起攻击时的最佳时机等等。但是山本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失误。

一是中途岛战役计划本身太庞大，想要同时达成好几个战役目标，力量过于分散。联合舰队分为好几支分舰队，象佯攻阿留申群岛完全是不必要的。这样的计划，与法国战役"曼施泰因计划"相比，想得好，但执行起来太容易出纰漏，正是犯了兵家大忌。军事上好的计划应该是简单的计划。究其原因，一是珍珠港之后日军上下包括山本五十六的优势感太强，过于轻敌。二是计划复杂是日军的通病，从太平洋战争的第一轮突袭作战，到中途岛，到莱特湾，无不如此。虽然计划本身是黑岛龟人大佐具体制定的，但山本五十六作为联合舰队司令官是修改，审议，和最后拍板的人，必须为计划本身的缺陷负责。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对山本五十六的战役形势判断能力产生了疑问。中途岛战役山本过强的优势感是个例证，但中途岛还可以说并不是太平洋战争真正的转折点。真正的转折点是瓜达卡纳尔岛的系列消耗战。就在这场战役的紧张时刻，日本陆军新组建了第八方面军，专门负责南太平洋岛屿作战。当山本会见赴任的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中将时，谈到空中形势，还是认为日本航空兵有素质上的优势。"现在是我们拿上等的训练在和美国人的飞机数量斗啊"，山本对今村说。我实在怀疑山本怎么会不清楚，珊瑚海和中途岛海战其实已经几乎耗尽了日军熟练飞行员队伍。这应该也不象是鼓励士气的话，在战区陆海军最高统帅之间，没必要说门面话。还有一个佐证，瓜达卡纳尔岛战败后，山本死前发动了最后一场大规模海空作战。日军飞机损失很重，但战果极小，山本似乎也相信了飞行员上报的极为夸大的战果。不过他还是亲临前线视察战果，就在视察途中被美国的P-38闪电式飞机预先设伏击落。

总起来说，山本五十六还是日本最好的战略家，也精于组织工作。他以后的两任联合舰队司令官古贺峰一和丰田副武都比他差远了。都说山本是赌徒，其实论赌，他狠不过坎宁安，他实际是精心计划和执行的匠气比军事艺术的大师们更精致，而战略眼光又比军事艺术的匠人们更大气的中间人物。所以，得我不佩服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