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著者】：〔西晉〕陳壽
【提要】：
《三國志》，六十五卷，原稱六十五篇，《叙録》一卷已亡佚。西晉陳壽撰。成書年代已失考，一説不晚於晉武帝太康十年(二八九)，撰者去世前又有若干修訂增補。是書分撰三國史事，原係魏、蜀、吳三書分行。北宋咸平六年(一〇〇三)國子監本爲初刻本，三志始合爲一書，而卷目仍分列。南宋紹興、紹熙年間各有翻刻本。明代流傳南、北監本及汲古閣本。清武英殿本據明北監本，金陵書局本據明南監本，江南書局本據汲古閣本。現通行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係影印宋紹興本與紹熙本配補而成。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標點本，以百衲本、武英殿本、金陵書局本及江南書局本對勘，目前也較流行。
陳壽(二三三——二九七)，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南充市北)人。少時師事同郡古史學家譙周，仕蜀爲東觀秘書郎、散騎黄門侍郎。入晉後，受司空張華賞識，舉孝廉，遷著作郎，補平陽侯相。於平陽侯相任上，編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並作表上奏。《三國志》撰成後，受鎮南將軍杜預表薦，官至治書侍御史。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晉書》本傳)。陳壽雖才學出衆，但以蜀中文士入歸都城洛陽，受制於朝廷權貴間紛爭，故仕進不甚順遂。著述另有《益部耆舊傳》十篇、《古國志》五十篇、《晉彈事》九篇、《官司論》七篇等，皆亡佚。其生平事跡見載於《晉書》卷八十二本傳和《
華陽國志》卷十一《後賢志》。
三國中魏、吳二國原有史書，官修如王沈等《
魏書》四十八卷、韋昭等《吳書》二十五卷，私撰如魏魚豢《魏略》五十卷；蜀國有譙周《蜀本紀》、陳術等《巴蜀耆舊傳》之類。晉武帝太康元年(二八〇)滅吳後，陳壽着手撰《三國志》，所據基本材料即上述三國史籍。《三國志》撰成時間以《叙録》一卷亡佚而失考，大致先成《蜀志》，次成《魏志》，最後成《吳志》。因係私修之史，稿本未嘗上奏。撰者卒後，經梁州大中正
尚書郎范頵等表薦，晉惠帝下詔河南尹、洛陽令、予以鈔寫採進，是書廣爲流傳。
《三國志》是繼《
史記》、《
漢書》之後的著名紀傳體史書，比南朝宋范曄《
後漢書》早出一百餘年。三國時期，一般指曹魏代漢(二二〇)至孫吳降晉(二八〇)。《三國志》記事上溯東漢靈帝中平元年(一八四)黄巾大起義，下迄西晉武帝太康元年(二八〇)吳國滅亡，前後計九十七年。其時間斷限，在斷代史中别創一格。書中分載三國史事，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如此三國並列爲書，故又屬國别史。全書約二十萬字，卷目標出紀、傳，而表、志則付闕如。《魏志》前四卷稱帝紀，採取本紀體裁；《蜀志》、《吳志》有傳無紀，國君稱主，蜀主傳、吳主傳的寫法與魏帝紀相同，也是按年叙事。因此，唐劉知幾謂：「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
史通·本紀篇》)三志中各傳的排纂方法也相同，魏帝紀以下立后妃、大臣等傳，蜀、吳主以下也立后妃、夫人、大臣等傳，均以記人物行事爲體裁。故此書中帝紀形式上以魏爲正統，實際上紀、傳皆以三國鼎立爲史。
撰者將東漢末年黄巾大起義作爲三國史事的開端，是符合歷史實際的。黄巾軍瓦解了東漢王朝，使之名存實亡，繼而各地軍閥割據稱雄，戰亂頻仍，至漢獻帝建安十三年(二〇八)赤壁之戰，三國鼎立的局勢終於形成。《三國志》反映了這一過程中曹、劉、孫三家政權的發端和發展，表現了撰者的史識。在體例上，本書的撰述爲國别史與紀傳體斷代史的綜合運用，也切合當時社會的政治分裂狀况，具有特殊的創制意義。魏、蜀、吳三志有分有合，分開來爲當時我國境内的三個並存政權，合起來代表着一個歷史時期。後世書目如《
隋書·經籍志》的著録，既稱三志爲一部書，又稱其書分别單行，便顯示了《三國志》可分可合的特點。這種體制，後爲北宋薛居正等《
舊五代史》所倣傚。
與《史記》、《漢書》相比，《三國志》的内容不算豐富，因其靠近三國時期成書，可資撰者利用的現成材料還不多。但撰者清理了當時複雜紛紜的各種有關記載，寫成了一部比較全面系統的史著，爲後世研究這一時期歷史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所以與《史記》、《漢書》及晚出的《後漢書》合稱「前四史」。本書中所立諸傳，顧及的面較廣，大多以類相從。如《魏志》列傳二十一卷，分寫了宗親、近臣、謀士、將帥、循良、文學等，並設有《方伎傳》、《外國傳》各一卷；《蜀志》列傳十一卷、《吳志》列傳十五卷，也分寫了文臣武將、忠良清名、文學術數等，但三志均未在卷目上嚴格標出門類。所記人物，或立專傳，或用附見，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及學術思想、文學藝術、醫卜星算等方面，其中以《諸夏侯曹傳》、《荀彧荀攸賈詡傳》、《諸葛亮傳》、《周瑜魯肅呂蒙傳》等爲較詳。各傳中保存了重要史實，如《張魯傳》中存有五斗米道施行義舉的材料；《張燕傳》中存有黄巾起義後張牛角事跡的材料；《東夷傳》中記有倭人邪馬台國的概况，這是有關日本的現存最早記載。當然，列傳也有遺闕，如張仲景與華佗爲同時期名醫，書中祗傳華佗而不傳張仲景；所傳邊族，也祗有北方的烏桓、鮮卑，而忽略了西方的氐、羌諸族和吳、蜀境内的山越、南中諸族。
《三國志》取材審慎，文筆簡潔，歷代史家多有肯定。南朝宋裴松之謂「壽書銓叙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上三國志注表》)。以本書《諸葛亮傳》爲例，撰者不取魚豢《魏略》關於最初諸葛亮先去見劉備之説，而根據諸葛亮《出師表》的自述，寫出了由於徐庶的推薦，劉備去「三顧茅廬」的經過。另如見於《搜神記》等書中的妄誕傳説，撰者也一概不取。《三國志》的文字簡約，而記事詳略互見，排纂得當，無繁冗蕪雜之嫌，如記赤壁之戰，詳述於《吳志》周瑜傳中一處，而於《魏志》、《蜀志》中皆從簡。撰者尤長於品評人物，評語精練，多屬恰如其份。後人對《三國志》或有非議，多指其曲筆阿時，替曹魏和司馬氏「迴護」，這種缺點實非陳壽所獨有。撰者在漢、魏和魏、晉關係上有所隱諱，卻也對曹魏的刑政苛虐、賦役繁重，能據事直書，並間用微詞；對司馬氏政權也透露了自己的一點意見，因而並不全合西晉朝廷權貴的心意。《三國志》的内容過份簡略，删削舊史過多，這是其較大缺陷。至於此書没有表、志，可能與陳壽撰史時材料不够有關，而非後世指責撰者畏難的問題。
裴松之認爲，《三國志》「失在於略，時有所脱漏」(《上三國志注表》)，他於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四二六)奉詔爲之作注，至元嘉六年完成。裴氏《三國志注》的重點，不同於《史記》三家注和《漢書》顔注，即不是局限於名物訓詁及章句解釋，而是以史實的增補、考訂爲主，「上搜舊聞，傍摭遺逸」，從補闕、備異、矯妄、論辯四個方面充實了原書。裴注徵引之書達二百餘種，引文「務在周悉」，篇幅比原書增多三倍，彌補了陳壽記三國史事過於簡略的缺陷。所引魏晉之時諸書，宋以後已十不存一，可見裴注的史料價值與正文同等重要。
裴注之後，繼有補志、補表、補注之作，以清人爲用力最勤。補志的有洪亮吉《三國疆域志》、錢大昭與侯康《三國藝文志》、陶元珍《補三國食貨志》、王欣夫《補三國兵志》等；補表的有洪飴孫《三國職官表》、黄大華《三國三公宰輔表》、謝鍾英《三國大事年表》、《三國疆域表》等；補注的有趙一清《三國志注補》、梁章鉅《三國志旁證》、潘眉《三國志考證》、杭世駿《三國志補注》等。近有易培基《三國志補注》(未完稿，一九五五年刊)；盧弼《三國志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爲目前較詳盡的一個注本；繆鉞《三國志選》(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版)，爲較流行的選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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